贵州挂职扶贫,一次最长最深的“扎根”

文/田朝晖

 

2017年2月,新华社印发“组织实施扎根工程方案”,推动采编人员扎根基层,在基层调研中提高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多出沾露珠、带泥土、冒热气的报道佳作。

这个号召让我兴奋不已。要知道新华社曾涌现出大批的优秀农村调研记者,他们用扎实的调研、过硬的作品,开启了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我对他们充满敬意。

2017年4月,我被组织委派到贵州挂职扶贫,和同事王骁、欧甸丘、宾绍政一起组成新华社驻贵州石阡扶贫队,我任队长,挂任贵州省铜仁市市长助理、石阡县委副书记。

截至2018年6月挂职结束,我在努力推动“四个一千万元”扶贫的同时,采写和组织了百余篇、十几万字来自基层的报道,被评价为“史无前例”;挂职结束后,我又在《新华每日电讯》发表了25篇“扶贫日记”,新媒体浏览量超过2500万。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年多的石阡扶贫,也是为期一年多的“走基层”,是最长最深的“扎根”。

一、不扎下去,有些新闻会永远被埋在泥土里

【好新闻是跑出来、挖出来的,需要记者过人的脚力和坚强的毅力】

2017年5月,《新华每日电讯》陆续刊发《“当代白求恩”夏爱克云南行医扶贫记》系列报道,这是《新华每日电讯》贯彻落实新华社“扎根工程”的代表作品之一。

采写这篇难得一遇的人物类独家报道,对记者的脚力和毅力都是巨大考验。可以说,如果没有“扎根工程”部署要求,就不会有这组产生重大影响的报道。

当年2月中旬,《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方立新从一条新华社消息中发现报道线索,初步判断有“扎根”价值。但夏爱克没被媒体报道过,所以关于他的信息仅限于这条消息。为挖掘第一手素材,我决定沿着夏爱克在云南行医扶贫15年的足迹,从西到东,横穿云南。

我先后采访了近100人,记录采访素材12万字。报道包含5篇公开和1篇参考报道,近两万字,但仍有很多感人故事限于篇幅被舍?弃。

“当代白求恩”系列报道在《新华每日电讯》首发后,陆续被新华网、新华社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转发,并被中央领导批示。国庆节,一年前默默回德的夏爱克被重新邀请到中国,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国政府友谊奖,李克强总理接见他并与他肩并肩合影,总理在致辞中援引报道赞扬?他。

这次扎根调研改变了夏爱克的境遇,也改变了我的命运。2017年3月,我正在云南山区采访,正沉浸在福利院管理员感恩夏爱克的泪水中,突然接到电话,领导动员我去贵州挂职扶贫。我欣然接受,我被夏爱克所感动,我很想体验一下如他那样的人?生。

2017年4月,我到石阡报到的当天,就跑到贫困村里去调研,我想尽快了解贫困户以及他们的需求,以更有效地开展帮扶,同时捕捉带露珠的新闻。每天下乡,我都带着笔记本和相机,我和来自广东分社的扶贫队员欧甸丘边调研,边采写报道。

不断地下乡调研,不断发现鲜活新闻,我在挂职期间挖掘出一批带着泥土味的典型人物。比如53岁患癌,被医生宣判只有两年生命但不放弃对村民承诺奋战在一线的村支书余启良、48岁倒在扶贫一线,用十几年时间燕子衔泥般修起环村路的村支书张曙光。

随着调研的深入,我越来越意识到,如果记者不扎下去,很多感人故事可能就永远被埋在泥土里,比如余启良的故事。2017年7月底,石阡宣传部长杨玲在参加活动时,听人说雷首山有个村支书事迹感人。杨玲跟我讲起这事,我初步判断有报道价值,于是杨玲第二天就跑到山上去调研,我第三天也上了?山。

此后,我邀请多位同事四上雷首山。在炎热的八月,如此反复调研,目的有两个:一是想走进余启良的内心,二是想真正挖出他的闪光点。

在基层挖掘一个典型并不容易,基层工作大多很平凡,记者能挖掘的角度无非是“多少年坚持做一件事”“带病奋战在一线”,那余启良的特别之处到底在哪里?

第四次上山的时候终于找到答案:余启良被宣布只有两年生命,但他不但没有退而享受,反而迎难而上,在村支书换届时投了自己一票并全票当选村支书。为什么?因为4岁丧父的余启良一直记着母亲说的话,“我们这地方太穷了。你长大后,有了能力,要像你父亲一样为乡亲们办事。”余启良的父亲曾经是雷首山所在乡镇的干部。

2017年8月,《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方立新采访完余启良后,提出跳出余启良报道余启良,主攻“父子接力”脱贫。脱贫攻坚是一场伟大的接力,当年余父带领村民修水渠,现在余启良带领村民修路,这是伟大接力在个体身上的生动体现!最终报道以《两代“余书记”,接力斗贫魔》为题在《新华每日电讯》整版刊出,引发强烈反响。

回溯采写过程可以发现:如果不扎根基层,就不会发现余启良,不反复扎根基层,就不会发现更有价值的报道视角。

扎根基层不是目的,而是获取有价值新闻的重要渠道和手段。在社交媒体短平快的冲击下,面对自媒体新奇特的堵截,传统媒体需要通过扎根,发现更多鲜活、有价值、有深度、有厚度、有温度的新闻。

二、不扎下去,有时记者会被一些假象所迷惑

【记者亲眼所见,未必真实可靠。扎根需要更耐心,更深入】

记者到基层尤其是陌生地区扎根调研,一怕先入为主,二怕偏听偏信,三怕走马观花。记者扎根,需要理性,需要耐心,需要深入。

近几年春节,村庄凋敝,民风颓废的“返乡体”文章呈刷屏之势。我挂职前写过一篇评论:《别以矫饰的“愁乡”偷换真诚的乡愁》,分析了“返乡体”产生的主观原因和套路: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描写农村凋敝,以偏概全;二是碎片化呈现,罗列道听途说的故事,不管逻辑;三是在人性最脆弱的地方发力,哗众取宠。

去挂职后我很快发现“返乡体”产生的客观原因:在基层尤其是农村,眼睛看到的未必就是真相。至于走马观花式的观察,那就更难了解真实情况。

有一次陪同东部来的朋友到乡镇学校捐赠,我一路上向他们介绍当地情况,他们不时会惊叹:路修得这么好,还有三层小洋楼,这哪里像贫困地区嘛?

我试着跟他们解释,路是各级政府修的,有些房子是借助政策补助改造或修建的,有些房子是年轻人外出打工回来建的,通常夫妻俩在外打工两年,回来再借点钱把新房盖起来。

但我没有带他们到楼房里边去看,我不想打破他们对贫困山区的美好印象。事实上,很多漂亮的楼房,里边的摆设和楼外反差很大,而且屋里住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盖完房子就又出去打工了。

我有时候想,这些很快就离开的朋友,所看到的到底是不是“真实”。水泥路,小洋楼,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他们会不会向其他人这样描述贫困山区?

有人看到凋敝,有人看到美好,视角不同,结论不同。记者到基层扎根,怎么才能避免被局部真实所误导,避免以偏概全,恐怕还是要深入,再深?入。

很多同事到贵州调研或对接工作,第一印象总是青山绿水,对石阡印象也很好。有些同事到村里调研回来跟我交流体会,常感慨石阡不像贫困县。石阡确实不像贫困县。挂职一年多,我目睹了石阡的巨变,路、房、产业、干部精神面貌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作为扶贫干部,每谈及变化我总是滔滔不绝,但是作为记者,我总感觉扎根还不够深入,还有很多等待被发现的地方没被走到,脚力眼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2018年4月,《新华每日电讯》副总编辑谢锐佳到石阡采访产业转型,他的采访习惯让地方干部有些不适应,带路人员经常把谢锐佳“陪丢”。谢锐佳有个习惯,遇到细节素材,来不及记录,就先拍下来。我清楚他的习惯,我随身也带着相机,那几天我和他走了很多路,去了一些过去没走到的地方,积累了很多平时不了解的素材。

走马观花,很难全面真实了解地方情况。别说记者,有时一线扶贫干部都会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

我在“扶贫日记”里讲过一个极端的故事——有三个兄弟,弟弟是健康人,两个哥哥是残疾人。弟弟在城里做生意,两个哥哥住在村里。2017年冬天一个深夜,帮扶干部到哥哥家走访,看到大哥身上只穿着单衣和破烂开口的裤子,灶头放着一盆发霉的猪油,锅里装着喂猪的稀饭,床上破烂不堪,屋里没一样东西是干净的……帮扶干部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夜晚和白天看到的景象是不一样的。最初帮扶干部去哥哥家里,冰箱里有肉,柜子里有新衣服,弟媳看起来很关心两个哥哥。但事实却是,弟媳放到家里的衣服和肉不是给哥哥吃的用的,而是摆给帮扶干部看的,她不想让哥哥去福利院,两个哥哥帮她养了九头牛两头猪,每年能产出几万元,哥哥一旦走掉,这笔收入就没?了。

三、不扎下去,有时遇到新闻热点很难抓到本质

【基层总是比记者想象的还要再复杂一点,扎根可以帮记者更“了解”新闻】

扎根可以让记者对基层问题有更客观的认识,帮助记者面对基层新闻时不至于“抢跑”,甚至“跑错?道”。

2017年以来,西部贫困地区不让贫困户种玉米,改种经济作物,事情一度引发舆论关注。按照习惯思维,记者关注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干部作风;二是决策科学性;三是贫困户的局限性。

种玉米舆情出现后,出于职业习惯,我首先关注的是决策科学性,关注决策背后是否存在形式主义,也想知道贫困户真实情况到底什么样。后来下乡调研,我经常和地方干部、贫困户交流这事儿,慢慢地从更多角度去理解这个事件。

从本质上说,种与不种玉米的背后,不是贫困户与干部之间的矛盾,也不简单是工作作风、方式方法层面的问?题。

有次我跟县领导去村里调研,县领导把账算得清清楚楚:老百姓种一亩玉米,忙碌一年只能收入300-500元,很辛苦。如果把土地流转给集体种经济作物,然后到合作社打工,只需要打10个工,就可以挣回一年种玉米的钱。然后多打工,就多给工资。到年底,还能按土地入股进行分红。通过算账,可以看出政府做决策并不是一拍脑袋就决定?的。

有个贫困户坚持种玉米,不管帮扶干部怎么帮他算账,他就是不听。白天不让种,他晚上偷偷种。后来帮扶干部动员在外打工的孩子劝说老人,但还是没有效果。很多农村老人对种玉米的坚持,超越了对错,与收益无关。种玉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延续了很多年,玉米里边有他们的人生、回忆,一旦玉米消失,他们会无所适从,会觉得和熟悉的生活失去了联系,他们会茫然,会感觉被时代抛?弃。

后来我在“扶贫日记”探讨种玉米事件,我认为在种玉米问题上不存在对错。种不种玉米,是感性和理性的矛盾,很难用理性的方式解决感性问题。后来很多地区不再强制改种其他作物,恐怕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

在基层,善意的决策不一定收获善意的效果。记者对基层的复杂性多少都有所了解,但基层的复杂性总比记者所了解的还要再复杂一些,比如修路。

近两年石阡修了很多硬化路,通村路、通组路、串户路,像一个巨大的网,把贫困户和外边的世界连接起来。我一直认为,在所有资源都向脱贫攻坚一线倾斜的大背景下,修路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扎根时间久了,发现修路并不是那么简单,背后的艰辛远超想象。

受限于地形,山里修路只能顺势而建,有时贫困户房子的一角就会挡住一条路的修建。我和同事曾经挖掘并报道过一位牺牲在脱贫一线的典型人物:张曙光,他用十几年时间修建起4.7公里的环村路,这条路要占用一个农户的房屋一角,他反复去做农户工作,并答应对方要帮着建新房,但后来在建新房的时候,他不幸触电从房上摔下来牺牲?了。

有时一根电线杆也会挡住一条路。移动电线杆需要协调供电部门,问题看似简单,但移动电线杆的成本很高,山里需要移动电线杆的路也很多,原本看似很小的问题会大大提高修路成本。有次我参加调度会,仅统计了几个乡镇,这笔资金投入就需要几百万元。

四、不扎下去,一些选题难出新,写作难鲜活

【扎根可以避免报道空对空,为抽象的、重大的选题找到具体的、小的切口】

策划和采写脱贫攻坚报道,有几类选题不太容易做出特色。一是基层党建,二是干部作风,三是产业脱贫。这几类选题容易模式化,报道采写出来常常千篇一律。

长期扎根基层,我发现一个规律:基层党建往往各具特色,但媒体在报道时,喜欢把更多注意力用在寻找共性和普遍意义上,这样报道就很难做出特点。

石阡重点发展茶产业,龙塘镇大屯村以茶园为基础,建立起茶叶种植、管护、加工、市场等整个产业链。大屯村党建特色非常鲜明,在发展产业过程中,5个村干部各有所长撑起整个茶产业链,“村干部必须懂茶,党员必须懂茶,入党积极分子必须懂茶,不仅要自己懂,还要教会群众”。

党员成了带领群众发展茶产业的领头人。培训不断、学习不断,村里50名党员主动担当起茶叶产业宣传员、产业发展辅导员、茶叶销售员。入党积极分子必须懂茶成为大屯村发展党员的“入门”考虑条件,为充实后备人才队伍奠定基础。

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我和扶贫队员欧甸丘采写了一篇报道,在与编辑沟通过程中,我们一致认为要围绕大屯村的特色党建来讲产业发展,报道最终以《战斗在茶产业链上的党支部 贵州石阡大屯村“子孙茶”助圆“脱贫梦”》为题在《新华每日电讯》刊发。

石阡进入脱贫倒计时,干部状态和作风转变非常明显。挂职结束后我发表了两篇反映干部作风的“扶贫日记”,两篇文章在新华社客户端浏览量分别为150万和136万。文章之所以受欢迎,最主要原因是为大主题找到一个小切口。

其中一篇是从食堂外的乒乓球台讲起——石阡有很多异地任职干部,集中住在老招待所楼上,为照顾好大家的生活,其中一间宿舍被改造成小食堂,保证早出晚归的干部们有口热饭吃;小食堂外放了个乒乓球台,供大家锻炼身体。小食堂几乎没有断过火,节假日也不例外——大家习惯了加班不回家,小食堂也跟着日复一日地忙碌着。和小食堂截然相反,乒乓球台从早到晚都很“清闲”。

乒乓球台的冷清背后是干部作风的变化。初到石阡,最让我惊讶的是当地人对体育运动的喜爱。县里每年会组织篮球联赛,各单位、各乡镇都派队参加,规模浩大,场面热烈。但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机关干部的时间轴被大大拉长,“朝九晚五”消失,甚至连周末都做不到“朝九晚五”。运动鞋的用武之地,从篮球场变成田间地头。过去下班打场球,回家一身汗;现在下乡归来,回家一脚泥。

在我结束挂职前,小食堂也不如以前热闹了,有时候做好了饭,没有一个领导回来吃。过去领导干部下乡,中午或晚上,紧赶慢赶总会赶回食堂吃饭;现在领导不只是白天下乡,晚上也经常到村里推进工作,甚至半夜还在摸情况,如果再回食堂吃饭,耽误时间。

产业脱贫是脱贫攻坚报道的重点内容,不真正深入扎根,这类报道在海量的同类报道中很难出新。

2018年6月,《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报道:《“造血式”脱贫,1个月干出过去1年的收益》,这篇报道被当地干部群众集体点赞,赞报道视角出人意料。这是我和欧甸丘到国荣极贫乡调研产业脱贫时,采访务工贫困户时问出来的新闻。

这也是我挂职结束前采写的最后一篇报道。在我挂职期间,采写和邀请同事采写了许多产业脱贫报道,每一次都试图跳出惯性模式,从贵州分社记者采写的“极贫乡镇走上四季有花脱贫路”到这篇“1个月干出过去1年的收益”,每一个鲜活的素材和视角,都来自扎根基层。

五、不扎下去,有时难以全面认识报道的力量

【报道不应该只是为了取悦受众,报道也可以推动扶贫工作】

新闻作品需要让受众认可,但有时我们会陷入误区:过分取悦受众,过分煽情甚至文学化。好的新闻作品,既能打动受众,同时也与社会现实、实际工作产生联系,最好是能推动社会进步,推动工作开展。

经常有人问:新闻报道对脱贫攻坚的作用大不大?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持悲观看法。去石阡挂职后,我不得不去反思:新闻报道怎么才能推动脱贫攻坚工作。

我在“扶贫日记”里介绍了一种现象:贫困村人才流失。我们定点帮扶的大坪村,地处大山深处,是深度贫困村。去年以来村里两个主要干部陆续要辞职。先是监委会主任辞职去了企业,收入很高;随后村委会主任也要辞职,原因有两点:一是他本来是做生意的,以前收入可观,现在做了村主任,牺牲很大;二是孩子在县城上学,到了青春期,他放心不下。

对于大坪村来说,村主任辞职是个大问题。如果不能把村主任留住,村子就很难再选出一个合适的人带领大家做产业。最后经大家轮番做工作,村主任答应留下来再干一年

挂职期间我时不时会听到类似故事。现在村村都有合作社,有能力带领贫困户做产业的,基本都是能人。以前他们大多在外做生意,眼界相对开阔,懂点管理,了解市场。在脱贫攻坚的紧要关头,能人被村民海选成为村干部,回村带领大家创业,可谓正逢其时。

但是怎么保护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同时不让他们付出太大牺牲,就成了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石阡从两个层面出台激励办法,一是推行村干部职业化,村干部干得好可以拿到“副乡级”的收入,二是建立和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在提高村干部工资的基础上,鼓励村干部通过做大做强村集体产业,进一步提高个人收入。

在激励办法之外,我觉得新闻报道也可以发挥作用。一是通过报道激励措施,让更多一线干部看到牺牲奉献的现实意义;二是通过报道优秀一线干部,让大家受到精神上的鼓舞。

2017年8月,我和同事欧甸丘、汪军采写过一篇报道:《干得好,贫困县村干部“月薪”能过万》,发表在《新华每日电讯》头版,这成为一条轰动性的新闻,“百度知道”专门有人提问:贫困县村干部的月薪怎么样才能过万?

这篇报道提到的村支书就是一位能人。他过去在外边搞建筑,威信很高,后来被海选成为村主任(后来担任村支书)回村创业。他所在的村子2014年贫困发生率26%,但到了2016年,村子不仅脱了贫,而且村集体资产达到1600万,合作社分红180万。2017年,这位村支书的收入突破12万。

当年11月,我和同事黄海波采写过一组报道:《贵州石阡,那群脱贫攻坚“领头雁”》,讲述了4个村子7位不同类型的村干部,带领村民决战脱贫的故事。这篇作品所报道的村干部,基本涵盖了优秀村干部的几种类型,对他们事迹和精神的宣扬,大大提振了一线干部士气。

可以说,这些报道本身已经成为激励村干部干事创业措施的一部分。报道中提到的村子,在我挂职期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报道中提到的一个叫黄金山的村子,我第一次去调研的时候,村里正准备大规模种植牧草,加工厂还没有建,现在村子不仅建起大规模加工厂,而且已经成为产业示范点。(作者田朝晖是新华社高级编辑,《新华每日电讯》编委,新华社十佳编辑记者。2017年4月—2018年6月,被派往贵州省石阡县挂职扶贫,任新华社驻石阡扶贫工作队队长,挂任贵州省铜仁市市长助理、石阡县委副书记。)

 

编  辑  梁益畅  46266875@qq.com

责任编辑: 刘志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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