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写新时代“枫桥经验”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屈辰

枫桥,一座历史悠久的小镇,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枫桥经验”的发源地。

上世纪60年代初,在社会实践中,浙江诸暨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以“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为主要内容的“枫桥经验”。

1963年,毛泽东同志对此作出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自此,“枫桥经验”逐步从枫桥走向浙江、影响全国,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和社会治理的一棵常青树。

2003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指示,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由此开启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孕育、发展的新征程。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枫桥及全国各地干部群众不断创新群众路线的方法途径,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由管理到服务的转变。

越是历经岁月淘洗,越会焕发璀璨光芒。

55年来,“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并迸发出旺盛生命力,关键就在于其真正体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枫桥经验”一直没变。“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一“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指导着各地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枫桥经验”又在变化。55年“枫桥经验”的发展历程,就是不断顺应形势任务需要,创造性解决不同时期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地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方面进行了许多新探索,发挥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作用,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

例如,在广东,各级党组织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压实基层党组织抓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责任,真正把基层党建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优势。

在宁夏,人民调解组织将触角延伸至婚姻登记处、派出所、交警队、大型企业等机构,成立了婚姻家庭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土地纠纷等行业性调委会。由村干部、老党员、退伍军人等构成的调解组织成员,最大限度调动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在浙江,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成立检调对接和解工作室后,注重在调解中提升基层群众的法治观念和法律素养。该院检调对接宣讲服务队还深入乡村社区一线开展宣讲活动,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在山东,部分市县建设以儒家“和合”学说为核心的“和为贵”调解室,以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精髓,不断提升群众道德素养,厚植基层社会治理的道德底蕴,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在天津,当地搭建的智慧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拓展服务。比如开发区外来“新市民”群体约占常住人口的60%,开发区建设了“互联网+新市民综合服务”平台,在及时掌握新市民动态的同时,为他们提供服务。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实践证明,新时代“枫桥经验”已不限于矛盾纠纷化解的经验,不限于政法领域的经验,而成为新时代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经验。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层社会的经济结构、矛盾类型都发生重大变化,容易诱发诸多风险矛盾。基层社会治理也因此面临诸多挑战。

顺应新时代新发展新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勇气和更高的智慧,积极探索、大胆试验,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不断在实践基础上创新发展,以新的理念、思路和举措,探索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途径,解决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时代的全新课题,同样催生“枫桥经验”的升级与突破。面对新形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总结和提炼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深刻内涵,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责任编辑: 秦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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