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中国经济活力释放路径

专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

40年中国经济活力释放路径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需要适应40年来改革开放整体环境的“变”与“不变”,加强顶层设计和尊重地方首创精神相结合,继续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群众大胆试、大胆闯,向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不断迈进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仁贵 李亚飞

“改革开放进程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通过先行先试、以点带面来减少改革中的阻碍,降低摩擦系数,充分调动方方面面积极性。”近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表示,改革开放的成功,离不开思想的解放和对改革方向与路径的把握,离不开改革与开放的相互促进,离不开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不断深化后对资源配置方式的不断优化。

“40年变革历程里,政府放松对资源的管制并加强市场体系建设,极大地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广泛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活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张大卫认为,需要根据改革开放整体环境的“变”与“不变”,加强顶层设计和尊重地方首创精神相结合,继续鼓励地方大胆试、大胆闯,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断迈进。

包容是改革起步最重要的氛围

《瞭望》: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到城市各领域的改革,是在怎样的一种氛围里不断拓展和深化的?

张大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在各种场合都在讨论“三中全会”。我在拥挤的火车上和澡堂子里都见过素不相识的人聚在一起热议“三中全会”的场景。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的一场大变革,对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这一时期,起决定意义的改革来自农村,由安徽、四川等省农村试行的“大包干”撬动了全国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我国实行“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方针,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允许观察、探索,允许不同主张和理论观点的讨论,农村改革得以迅速推向全国。农村改革初战告捷,中央开始逐步把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1984年10月,党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决定颁布后,城市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等相继展开,如春潮澎湃。

农村改革和国企改革引领全国改革不断深入推进。与此同时还出现私营企业的发展。在一度争议很大的关键时刻,号称“中国第一商贩”的年广久因被邓小平提及而解困。中央对“年广久们”先行先试的鼓励态度在广大私营企业中传开,出现了私营企业迅猛发展的势头,把城市经济做活了。

解放思想为改革提供了重要土壤。当时重要改革能在全国大范围顺利推开,正是因为决策层对改革采取了包容支持态度,允许先行探索,进而总结经验并推广。

“计划本”上消失的“计划”

《瞭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不断放权赋能的过程。市场的活力是如何不断释放的?

张大卫: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核心之一,这关系改革全局。围绕着我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当时有反复的争论。在计划体制下,是由国民经济生产计划统筹、协调、调节整个国家的生产供给系统的。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河南省计委工业处工作。当时省计委下达的厚厚的计划大本上列了2000多个指标,一些工业产品如灯泡、肥皂、火柴、铁钉等都是要下计划的。下到哪个厂,生产多少都有严格计划。这种计划即便是反复论证,仍然缺少市场价格信号和需求信号。

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探索中不断推进。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到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带动了投资体制和财税体制等关键领域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方面,从财政直接拨款给企业,到拨改贷,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习新加坡淡马锡经验成立基本建设经营基金,到中央和地方逐渐退出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投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面,从“利改税”到财政包干再到“分税制”,国家税收制度不断向前推进。特别是分税制改革,保证了中央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能更好地通过转移支付调配全国财政收入,还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支持重大工程建设。

《瞭望》:改革历程中形成了哪些经验和启示?

张大卫:一方面,改革离不开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思想解放是改革不断向前推进的基础。改革往往涉及到体制制约、观念束缚、利益格局调整。没有思想认识上的突破,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一些先行探索也可能因此受到遏制。

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改革的原动力。比如搞农村大包干,一个生产队的土地有好地和差地之分,有靠水的土地和不靠水的土地,分配上觉得很复杂,但农村干部和老百姓一下子就解决了。事实上,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关切,他们有的是解决办法。

现在改革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中央推动深化改革,社会呼吁改革。哪些地方出现弊端、束缚了生产发展的积极性、群众的权益受到损害,哪些地方的改革愿望就强烈。现在大家已认识到,深化改革,就能化解矛盾、突破瓶颈,改革已经成为一种方法论。

改革的“变”与“不变”

《瞭望》:当前的改革环境与以前相比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该如何把握当前改革特点?

张大卫:改革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整体环境存在着“不变”与“变”。

不变方面,尽管当前出现逆全球化思潮,但世界发展潮流没变,全球化趋势没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变的方面,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很快和美国建交,和日本也实现邦交正常化。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的发展没有走别人设定的路子,发展之迅速让一些国家不适应。随着中国的崛起,全球格局也面临新的调整。中国已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了全球自由贸易的推动者和捍卫者。

改革的基本条件也变了。较完备的制造能力和巨大的贸易体量已经形成,近14亿人的超级大市场也已形成。这和过去短缺经济完全不一样。过去物资匮乏,有各式各样的票证。我还记得,当初取消粮票时,我母亲舍不得扔掉粮票。后来同意把省里的扔了,但坚决要留着全国粮票,她对严重短缺经济时代连年饥馑有很深的恐惧心理。现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在改革开放新时代,我们既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又要在实现自我发展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全球做出新的贡献。

《瞭望》:面对这样的“变”与“不变”,改革再出发的重点是什么?

张大卫:一要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在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以及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规范化等尚存短板。改革阻力很多时候不是来自社会,不是来自人民群众,而更多来自体制内的思想束缚和既得利益羁绊。

比如,现在大健康产业发展面临不少障碍:一方面社会老龄化时代已经到来,中央高度重视,但另一方面医养结合推得慢,原因在于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管理体系,部门之间的政策没打通。目前,随着社会先进技术和产业变革的推进,很多就业人口要转移,我们要设计出一种公益性保障、市场化保障、投资性保障相结合的社保制度,设计出有利于老年人追求健康、护理产业快速发展和适老型社会、适老型城镇建设的制度。

二要围绕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现在要在所有权、经营权、处置权、收益权制度的改革上下功夫。目前国企混改中,民企面临着所有权不清晰,财产处置权和经营权、收益权没有保障等问题。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意味着有利于公平竞争的要多做,反之要废除,一些过期的法律规章制度要修订,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等。

三要持续深化开放方面的改革。我们是全球贸易的重要推动者,要推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同时,应在更高起点、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规则制定,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创新,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产业逐步攀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责任编辑: 秦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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