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大学及其永远的“校主”

  ▲设在养正楼的集美幼儿园外景。它创办于1919年,是中国最早的幼儿园之一。 

新华社资料片(记者李开远摄) 

  关山远

  近游厦门大学,山海之间,风景绝佳,凤凰花绽放似火,芙蓉湖丰盈如镜,确实不愧“中国最美大学”之一。

  在这美景之下,是一部上下求索、赤诚不改的历史。读一读这段历史,会发现另外一种美:自强不息的精神之美,坚守初心的时间之美,大浪淘沙的历史之美。抽象,不易察觉,却能带来沧海桑田的变化。 

  汪精卫,差点当了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

  1908年,厦门大学的创办者、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新加坡第一次见到了汪精卫。时年陈嘉庚34岁,汪精卫25岁,前者是正崭露头角的南洋橡胶产业巨子,在新加坡有“守信如潮”之美誉,事业蒸蒸日上;后者是同盟会总部评议会会长,浊世翩翩佳公子,笔力犀利、演讲豪迈,他在新加坡收获了一堆粉丝,其中一个是南洋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

  汪精卫的风采,让陈嘉庚深为折服。学者朱水涌所著《厦大往事》写道:“陈嘉庚为孙中山身边有这样一位政治才干和文士才子而欣喜,他尤其欣赏汪精卫的慷慨之气和号召力。”两人成为好友,忠实追随孙中山。1910年,汪精卫北上刺杀清廷摄政王、宣统皇帝的父亲载沣,事败被捕。他在狱中所作诗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度万众吟诵。辛亥革命胜利后,汪精卫出狱,北京千余人迎接,堪称风华绝代。后来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时,物色校长人选,首先就想到了汪精卫。

  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的过程,真正体现了中国人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精神:他16岁离开家乡福建同安县集美渔村到新加坡跟父亲学习经商,事业有成后,痛感家乡蒙昧落后,儿童十几岁了还裸体成群,“或游戏,或赌博”,必须通过教育来救国救民救家乡。从1913年1月开始,陈嘉庚在集美先后创办了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和水产等各类专科学校,在海外拼命赚钱,在家乡拼命办学。1919年5月,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同一时期,陈嘉庚返乡,决意创办厦门大学。

  关于厦门大学的创办,民国名人黄炎培1919年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陈嘉庚毁家兴学记》,“毁家兴学”,并非标题党——1919年,陈嘉庚公司资产总值400万元左右,他回国筹办厦门大学,为做表率,带头认捐400万银元,整个家底都拿出来了。黄炎培在文中写道:他初见陈嘉庚时,后者“态严正而静默”,但捐款兴学时,话语慷慨激切:“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去。”26年后,黄炎培在一次发言中还感慨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黄炎培说这番话,时为1945年11月18日,重庆各界联合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庆祝陈嘉庚安全归来——珍珠港事变后,日军侵占新加坡,追捕一直致力于抗日事业的陈嘉庚,后者不得不匿居印尼,日本投降后,他才宣告安全。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送来条幅,上书八个大字:“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厦门大学之筹办,可谓倾注了陈嘉庚的全部心血。过程艰难,各种阻力,还有地方军阀坐地起价、敲诈勒索,但陈嘉庚咬牙前行,还是成功了。找一个合适的校长,很关键。陈嘉庚找到了好友汪精卫,后者答应了:参加厦门大学的筹办并出任厦门大学校长。他先让夫人陈璧君先行到了厦门,与陈嘉庚商议筹办事宜,随后他也来到厦门,先参观了陈嘉庚办的集美学校,后来又跟陈嘉庚一起察看了厦门大学的选址演武场。《厦大往事》中写道:

  “一切都是那么的称心如意,汪精卫就任厦大校长似乎已经是万事俱备,只等厦大一成立便走马上任了。”

  但是汪精卫还是没能当上厦门大学的校长。就在厦门大学即将成立时,孙中山扶植的驻闽南粤军陈炯明(此人后来背叛了孙中山),挥师杀入广东,讨伐窃据广东的桂系。打跑桂系后,陈炯明请孙中山重回广东。汪精卫又开始忙碌起来,他的性格,还是对政治着迷,没有安心当校长做教育的静气。他给陈嘉庚写信,请辞厦门大学校长。陈嘉庚深感遗憾。

  时间令人感慨:陈嘉庚、汪精卫这一对曾经的好友,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最终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决裂了。汪精卫恐日,认为中国抗战必输无疑,主张与日本“和平妥协”。陈嘉庚作为好友,听闻汪精卫不断接洽与日本言和,心急如焚,发电质询,劝其幡然醒悟。但汪精卫的“软骨病”已病入膏肓。陈嘉庚愤怒之余,发电怒斥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的叛国汉奸为“秦桧卖国求荣”。

  是的,当年志同道合的朋友,堕落如此,陈嘉庚怎能不愤怒?他筹办厦门大学,就是为了“救亡图存”,他特地选择在1921年5月9日为厦门大学奠基,就因为5月9日为“国耻日”——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被迫签订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部分条款;陈嘉庚选择演武场作为厦门大学校址,就是因为此处曾是清朝初年郑成功操练麾下军队、力图恢复明室的地方……陈嘉庚的眼中,容不得汉奸。

  珍珠港事变后,日军占领新加坡,汪精卫之流弹冠相庆,甘为日寇傀儡;陈嘉庚藏身于印尼爪哇,随身携带氰化钾,预备一旦落入日寇之手即自尽,在艰难岁月,他写下了回忆录《南侨回忆录》,其中有一段专门写“提案攻汪贼”,说的是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时,远在南洋的陈嘉庚发来电报,提议“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提案,后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短短十一个字,被誉为古今最简洁的伟大提案。

  至今读起,荡气回肠!

  1937年7月1日,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一周,厦门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陈嘉庚把厦门大学无条件地“奉送”给了国家。

  早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全球经济危机重挫陈嘉庚的实业,他从南洋著名的“橡胶大王”,一度濒临破产,但无论多苦多难,他也没有停止对厦门大学的“输血”,在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卖掉了新加坡的三栋楼房,来维持厦门大学的运转,时人称为“卖掉大厦,维持厦大”。苦苦支撑几年后,陈嘉庚已心力交瘁,遂作出把厦门大学改为国立的决定。

  据统计,陈嘉庚前后为厦门大学投入,累计超过一亿美元。在当年,这是个天文数字。但陈嘉庚个人生活非常俭朴,在众多回忆文章中,作者无不感叹陈嘉庚苦行僧式的生活。他的儿子陈国庆在《回忆我的父亲陈嘉庚》一书中也写道:

  “我父亲一生辛劳,积攒了大量的钱财,全部捐给了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我从学校毕业后,进了父亲的工厂,他对我说:‘从现在起,你应当自立了,不要依靠我,我有钱也好,没钱也好,都不会留给你们。’那时候做工要从早晨7点干到晚上10点,每天三顿饭都在工厂里排队吃食堂。父亲当时的做法是有些严厉,可今天,当我也已经儿孙满堂了,才真正完全理解了他的这番苦心。没有那时的磨炼,我就不会有后来事业上的发展……”

  今日再读这段历史,令人动容,不得不为陈嘉庚先生高尚的人格、坚韧的精神而肃然起敬,相比那个忘了初心的汪精卫,陈嘉庚才真正是“精卫填海”的中国脊梁!

  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后,并未改变其精气神。

  1937年7月6日,“七七事变”前夜,留美博士、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萨本栋出任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是福建闽侯人,清末民初海军元老萨镇冰的侄孙。他提出:就当两年厦大校长,然后回清华继续自己的专业研究。

  但萨本栋在厦门大学校长的位置上,一待就是8年,与学校师生共同度过了艰难岁月,也因此成为厦门大学历史上最为后人纪念的校长之一。

  日寇大举侵华,中国大学纷纷迁入大后方,这是中国大学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段历史,浴火而重生,守住了中华文脉,凝聚了中国精神。厦门大学也在1937年12月开始迁徙,但跟陆续迁往大西南的其他高校不同的是,厦门大学选择迁到了福建西部边远山区的长汀,因此成为坚守在粤汉铁路之东的唯一一所国立高校。在最艰难的抗战期间,厦门大学上上下下发奋图强、潜心向学,反而获得了“南方之强”的盛誉——在1940年和1941年两次国民政府组织的“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竞赛”中,厦门大学均获得第一,消息传出,震惊全国,陈嘉庚尤其感慨万千:他梦想的“南方之强”,经历战火的洗礼,实现了。

  萨本栋为此呕心沥血。学者王豪杰主编、记录厦门大学历史的《南强记忆》一书,给后人留下了这么一个场景: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来厦门大学视察,在礼堂里,他开始没说话,只给大家看了一张放大的照片,那是萨本栋执教厦门大学之前的照片,正当壮年,英姿勃发,作为清华网球队主力选手,体魄强健。朱家骅指着照片说:“同学们,我对不起老朋友。你们看,这是你们校长任职以前的照片,他原来是打网球的健将,可是当了几年的校长,鞠躬尽瘁,日夜呕心,现在已是老态龙钟,弯腰驼背,扶着拐杖走路。”

  朱家骅话音未落,台下女生已放声大哭,男生和老师也跟着落泪。

  萨本栋校长在抗战胜利之际辞去校长职务,3年后被诊断出胃癌晚期,很快病逝,年仅47岁……他的骨灰,安葬在厦大校园内。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抗战岁月,厦门大学师生发愤读书之余,积极投入抗战。师生们创办了刊物《唯力》,创刊号献词写道:“我们的战争是全民族抗战,唯有全体民众动员起来,唯有集中全国的一切人力、财力、物力,才能打破中华民族的历史难关。”厦门大学剧团还排练了爱国戏剧《生命之花》,讲一对情侣计划炸毁日军军火,在男主人公不幸被捕之后,女主人公沉着冷静,完成了男友未竟之事业。这部戏影响深远,从长汀、重庆一直演到包头,观众看了,热泪盈眶。

  1940年,陈嘉庚赴长汀视察厦门大学,萨本栋致欢迎词时,向陈嘉庚致以崇高敬意,他说,陈嘉庚“毕生之事业、人格、精神,以及识力眼光,足为全国同胞之楷模”,他决意“无负先生拳拳报国之忱”,去追随陈嘉庚建设“南方之强”的梦想。遥想当年,陈嘉庚萨本栋二人在长汀相聚,真是后人难以忘怀的一幕,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具仪式感的一幕,他们疲惫而笃定,焦虑却自信,因为他们都相信精神的力量。

  时人赞曰:陈嘉庚“毁家兴学”,萨本栋“舍身治校”,珠联璧合,炳耀千秋。

  最令人痛惜的,莫过于在黎明之前,永远离去,在距离光明最近的时刻,却失去了拥抱光明的机会。

  1949年10月16日,厦门解放前一天,炮声隆隆,响彻天地间,中共厦门大学工友党支部宣传委员陈绍裘被残酷杀害。在此之前的9月14日,陈绍裘的同志修省、陈炎千、张逢明等壮烈牺牲。他们都是在当年8月31日国民党宪兵袭击厦门大学时被捕的,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

  在厦门大学校史馆,有烈士事迹陈列。修省烈士,194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电机系,留校工作,担任厦门大学工友夜校联络员,并任教员,向工友宣传党的声音,深受工友信任,被称为“修先生”。他在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捕后,这位入党时间刚刚半年的新党员,始终没有吐露党的秘密,牺牲时年仅22岁。敌档记载审讯修省的报告写道:“毫无诚意表示,足见受共党之麻醉甚深。”而修省在致弟妹的信中,则写道:“洞悉现世状况”,坚信“建设一个新中国。”

  与中国共产党同一年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时刻诞生的厦门大学,汇聚了一批又一批以爱国报国为己任的优秀青年,许多人选择了信仰共产主义,他们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厦门大学,也因此在福建种下了红色的种子。福建第一个党支部,即诞生于厦门大学——

  1924年,罗扬才考入厦门大学预科,1925年11月,他作为厦门学生联合会代表到广州开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厦门地区第一个共产党员。1926年2月,罗扬才与另外两位共产党员李觉民、罗秋天,在厦门大学囊萤楼一楼罗扬才的宿舍,宣告中国共产党厦门大学支部成立,罗扬才任书记。福建省第一个党支部由此诞生。在今天,囊萤楼里,是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省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后,如长夜烈火,熊熊燃烧,第一个月就在厦门发展了18名党员,并迅猛地向闽南、闽西地区蔓延、扩大。史料记载,厦大党支部建立仅一年,就在闽西南地区发展了230个党员,建起28个党支部,由此揭开福建革命史的新篇章。

  罗扬才在1927年4月9日被捕,同年6月2日牺牲。他牺牲后一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编写的《革命烈士传记》,庄重记录下罗扬才的事迹:“学生领袖”“工人领袖”“先锋战士”。他跟修省烈士一样,牺牲的时候,也是22岁。

  死亡,吓不倒厦门大学向往革命、追求理想的青年学子。从抗战时期到前线参军作战,到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工作的蓬勃开展,尤其在厦门解放前夕,厦门大学党组织精心派遣党员,收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进行策反,配合解放厦门工作。并根据战局发展的需要,调派了约180名党员、多批革命师生,分赴闽粤边、闽西南、闽中、浙南等游击区,参加战斗和建设,不少人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应嘉骥,1945年考入厦门大学机电系,1947年8月入党,1949年2月赴南安建立党支部,创建并领导南安人民游击队,1949年11月在与残匪作战时牺牲,时年22岁;金家泰,1945年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1948年5月入党,1949年2月进入浙南游击区,同年5月9日牺牲,时年23岁;陈庚申,1947年考入厦门大学机电系,194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在解放安溪的战斗中牺牲,时年19岁……

  一个个在最好的年龄戛然而止的年轻生命,他们的黑白照片陈列在厦门大学校史馆内,凝视他们的面容,如同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

  厦门大学与中国共产党,同样诞生于1921年,起初在不同的轨道,却很快并轨前行、同鸣共奏。

  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选择?

  这个答案,或许可以从厦门大学永远的精神支柱陈嘉庚身上找到。抗战初期,陈嘉庚作为国民政府的支持者,曾经坚定地认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抗战。但是当他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抵达重庆后,看到的是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消极抗日和专制统治,《南侨回忆录》记录了这么一个重庆大吃大喝的细节:“招待余等慰劳团,按费八万元……余问后至为不安……在平时尚不宜,况在抗战期间更觉不合……”他是一个生活俭朴、律己甚严的人,国事艰难,重庆尚且如此,平时可想而知。 

  陈嘉庚坚持要去延安,从1940年5月31日到6月7日,他一共在延安待了8天,国统区的铺张浪费、官员腐败,与延安的廉洁自律、民主平等,形成了巨大反差。他在《南侨回忆录》中这么描写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其住居与办事所亦是山洞,大小与余寓略同。屋内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写字木桌比学生桌较大,系旧式乡村民用家俬,盖甚简单。”延安八日,陈嘉庚完全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从国民党此前的种种歪曲污蔑中摆脱出来,他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1940年12月15日,陈嘉庚返回南洋,在仰光华侨欢迎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报告,介绍了在延安的见闻:军民一家,吏制清廉,共御外侮……陈嘉庚充满信心地说: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9年10月1日,陈嘉庚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并应毛泽东邀请,回国定居,参与新中国建设。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京病逝,治丧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主任委员,丧仪极为隆重,周恩来、朱德亲自执绋,陈毅吊唁时说:“陈嘉庚先生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8月15日首都各界举行公祭,公祭结束后,灵柩南运,专车经过的许多城市,当地党政部门和归国华侨都到车站献花圈致祭,最后在集美鳌园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这位伟大的爱国者,从此长眠于此。

  在今天,还有人嘲笑爱国主义,但陈嘉庚和厦门大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时间,是公平的。汪精卫在抗战胜利之后被掘墓挫骨扬灰,而时至今日,天上还有一颗星星,叫“陈嘉庚星”。

  陈嘉庚已经逝世半个多世纪了,但厦门大学师生,仍然称他为“我们的校主”。《厦大往事》一书序言中写道:“无论在校园内校园外,也无论在故园在异地他乡,只要你是厦大人,只要你说起‘我们的校主’,就会有无数无数颗赤诚的心连在一起跳动,你就不会寂寥孤单,你的心就会升腾起一种久违的激动和力量。”

  在物质不断蚕食精神世界的时候,在高尚也被嘲笑、攻击的时候,在历史被碎片化被各种解构的时候……“我们的校主”,不仅仅属于厦门大学。有些注定要守护,也会有人去守护。

  因为,时间,是公平的。 

 

责任编辑: 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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