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筑桥”的人

  ▲2012年10月23日,马悦然为复旦学子作题为《工匠与演员:论翻译的艺术》的演讲。

新华社资料片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漫子  

  马悦然有一副典型的北欧人面孔,却又一派淡然的东方气质。他能用一口流利的四川话,对中国文学史、中国方言音韵侃侃而谈。

  这其实也不足为奇,在去世前,他和汉语已经有73年交情。在中国这片被马悦然称作第二故乡的土地上,或发掘作者,或译介杰作,或为中西文化交流破冰,或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建言,这位瑞典汉学家一直在为中国文学“修桥”。

汉语之咏叹:“我的同胞八世纪披着熊皮过着野蛮生活时,唐朝诗人正在创作律诗和绝句”

  1944年,遥远的北欧,瑞典青年马尔姆奎斯特正在乌普萨拉大学攻读拉丁文学位。他最大的愿望是毕业后去瑞典一座古老城市的高中教书。

  在他忙于准备拉丁文考试时,伯母把林语堂先生的英语散文集《生活的艺术》拿给了他。第五章讲的庄子老子哲学让他心有戚戚焉,想知道道家哲学的更多奥妙。

  他跑到大学图书馆,借来《道德经》的全部译本。“英法德文译本差异太大,究竟哪本才是作者原意?”他鼓起勇气给瑞典知名汉学家高本汉打了一个电话。

  “所有译本都一样糟。”高本汉说,“我正在译,还没发表,但我可以把稿子借你看。”

  一个星期后,这个瑞典青年兴致勃勃地归还书稿时,高本汉提议让他跟着自己学汉语。很快,他就离开乌普萨拉大学,搬到了斯德哥尔摩,高本汉从此成为他的古代汉语和先秦文学老师。

  在斯德哥尔摩,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的他,从《左传》入门,开始学习汉语。

  两年后,马尔姆奎斯特偶然获得一次前往中国四川调查当地方言的机会。刚到中国,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马可汗”,但当地人对他说:“在这里叫‘可汗’可不行,叫‘悦然’吧。”自那天起,这个瑞典青年,便成了“马悦然”。

  在峨眉山报国寺的8个月里,在一位颇有学问的老方丈的点拨下,马悦然接触到了中国书法,学会了部分汉语,读起《唐诗三百首》、乐府诗,对中国古诗和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谁跟他聊中国文学,他都滔滔不绝。

  马悦然收藏的中国诗集特别多,中国许多伟大诗人和文学家成为他的“老朋友”。“虽然空间和时间的距离不允许我随时去找他们,但我可以请他们到我家。”马悦然颇有风趣地说,“我愿意跟李白摆龙门阵或跟稼轩居士干杯酒,我可以到书房去找他们。”

  多年后,当马悦然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身份多次造访中国时,“为什么喜爱中国文学”依旧是受访最多的问题之一。

  “我的同胞八世纪披着熊皮在树林里过着野蛮生活时,唐朝的诗人正在创作律诗和绝句啊!”马悦然这样回答。

为中国文学筑桥:“一部文学作品要突破语言的界限,唯有依赖翻译家架起的桥梁”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文学尚未出现时,中国文学早已登上世界文学之巅,诗歌、散文、小说都是如此。这让马悦然颇为珍视。

  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地址的明信片,可以寄到世界各个角落。越是了解中国文学,马悦然就愈发感到,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著作数量太少。这成为他向世界“代言”中国文学的动力。

  1952年,已获得汉学博士学位的马悦然,开始在乌普萨拉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他一面研究、教授中国汉语言文字学、古代汉语语法和语义学,一面向西方读者引介古汉语经典。

  他首先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之后又译介《诗经》《论语》《孟子》《庄子》等先秦诸子,后来又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等古代小说。

  马悦然最爱《水浒传》。回想几十年前的翻译时光,他说:“我感到自己真的生活在梁山好汉之中,恨不得上山去跟108条好汉打交道……鲁智深、武松和杨志都是我的樽前好友。”

  发掘和翻译中国文学的过程,让马悦然感到一种沉浸式的快乐。“翻译沈从文的《边城》时,我很想到作者的故乡去,跟那儿朴素直爽的人们一起过日子。”

  他说,“我希望有一天能实现一个大愿望:到吕梁山去,跟作家李锐小说《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中的人物见见面。”

  然而,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文学数量相当匮乏的时代,译者的责任是巨大的。正如瑞典学院院士霍拉斯·恩格道尔所说,一部文学作品要突破语言的界限,唯有依赖翻译家所架起的桥梁。

  这种责任感,使马悦然甘愿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高度看待翻译工作——不能失去原文的风格味道,更不能在译作中过度炫耀自己旺盛的文采而凭空创造。

  因此在译《水浒传》时,马悦然采用瑞典20世纪40年代的习语,包括当时流行的俚语和口头语,“尽量准确表现原文中的方言风味”。他举例说,“《水浒传》108条好汉中有两人是同乡:花和尚鲁智深和杨志都是关西人。众英雄中只有他们用‘洒家’作为第一人称。于是我决定用瑞典语mandrom来译‘洒家’——这词是从吉卜赛语借用来的。”

  马悦然对西方汉学界的汉译现状有着直率批判,对“信达雅”等翻译标准有着深刻思考。“巴金《家》《春》《秋》的一些英译本,对话部分译得还好,但许多叙事部分,由于译者觉得烦琐,竟大量删除了。许多翻译者对文学作品本身并不感兴趣,把翻译简单当成一个‘活儿’,自然偷工减料。”

  他说,他的翻译要在反复阅读原文后才动笔,“等你感觉到作者通过书在和你交流,你能感觉到作者的呼吸时,这才是翻译开始的时候。”

  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文学”登场。他翻译了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翻译了艾青、顾城、舒婷、芒克等人的诗歌。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间,马悦然的文学译作达700种之多。“命运让我学会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让我能直接阅读这些优秀文学作品,我有责任让我的同胞们阅读更好的中国文学作品。”

文学让东西方心有灵犀:“多位中国作家有资格拿诺奖,但拿诺奖没那么重要”

  马悦然1985年进入瑞典皇家科学院,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以及担任欧洲汉学家学会主席后,他把推介中国当代作家及作品当作自己的职责,试图拼起一张尽量公允的中国文学版图,让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作家的声音在世界范围泛起涟漪。

  马悦然的中国朋友圈里不仅有莫言、苏童、余华等,还不乏他在中国发掘的少为人知的底层作家。

  在马悦然看来,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许多杰出的小说家和诗人,中国文学早该登上世界文学的舞台。“沈从文、老舍、茅盾完全比得上同时代西方杰出作家,只是他们的作品没有被大量翻译推介到海外,海外读者基础太少。”

  视中国为第二故乡的马悦然,与中国作家一样关注中国文学以何种姿势走向世界。

  他曾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加快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工作;第二,慎重选择译者;第三,重视传承传统,鼓励作家研究本民族的文化精华;第四,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和坚守。

  马悦然去世后,一些接触过他的人回忆起他晚年在中国的几次亮相。有人说起前几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唐诗讲座的一次现身。

  当时,这位90多岁的老头非常认真地做了准备,并用抑扬顿挫的语调,为现场观众朗诵唐朝诗人王建的《江南三台》:“树头花开花落/道上人去人来/朝愁暮愁及老/百年几度三台?”

  讲座告一段落,当他等待在座各位跟他一起畅谈唐朝通俗诗歌的时候,大家似乎对他的汉学研究心得并无兴致,而是一直追问诺奖的事。

  马悦然说:“诺贝尔文学奖是北欧几个小国的18名评委评出来的一个奖项,它不是世界冠军,不必把它看得太重。中国当代文学已完全与世界文学接轨,对此我们应当有信心。”

责任编辑: 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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