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行健康中国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缩减,迫切需要挖掘健康红利,向健康要红利

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素,要靠医疗卫生服务的“小处方”,更要靠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

在政府“拆墙”同时,全社会也都需要参与进来,改变生活行为方式,实现健康的人人“打卡”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冉燃

也许只有在经过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当初的转向难能可贵。

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次年10月,健康中国正式作为国家战略,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这意味着,健康自此不再是主管部门的部内事务,转而成为党和国家的战略事宜。

站位高度的变化,随即带来大健康、抓上游的理念调整,不少地方也留下健康政策融入全局、健康服务贯穿全程、健康福祉惠及全民的生动实践。

在此基础上,呼应人民对健康不断升级的需求,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努力以更加科学完备的制度,实现健康治理的“立治有体,施治有序”。

健康,正在从名词变成动词,运行在治国理政政策的深处。

从“活着”到“活好”

健康中国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百姓的期盼。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短缺、水平低下,天花、霍乱、鼠疫等多种传染病、地方病横行,国人生存堪忧,健康无从谈起。

针对当时城乡疫病流行、群众缺医少药的状况,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就此展开。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爱国卫生运动的形式和内涵不断调整丰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并实践把健康问题通过全社会参与的方式来解决,是现在所知的改善人口健康最有效的方式。

进入新世纪,我国卫生健康事业阔步向前,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改善。

卫生投入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负担逐渐减轻。2018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6.6%,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和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不断提高,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覆盖13亿多人口,参保率稳定在95%。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使国人摆脱“生病靠拖”,步入“全民医保”。

与此同时,我国增加医疗服务供给,使国人告别“缺医少药”,转入“健康管理”。目前,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超过99万个,床位达840万张,卫生健康系统人员总数达1231万人,每千人口医生数达2.59人,每千人口的护士数达2.94人,已经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医疗质量直接关系人民健康。整体而言,我国近年医疗质量呈现“四升一降”的变化趋势——医疗资源供给持续增加,医疗服务效率有所提升,重点病种和手术诊疗质量稳中有升,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水平不断提升,住院死亡率持续下降。国际知名期刊《柳叶刀》的研究显示,自1990年至2015年25年间,我国是医疗质量进步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全球排名从第110位提高到第60位,进步幅度位居全球第3位。2016年进一步提升至第48位,成为进步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明显提高。近年,我国通过加强县医院能力建设和城乡对口支援工作,50%左右的县医院能够开展颅脑肿瘤手术和颈椎手术等复杂的手术,县医院入出院患者诊断符合率、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病理与临床诊断符合率均超过92%。优质医疗资源上下贯通,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稳步提升。

国人对健康有了更多期许、更高期待,观念也发生深刻改变。而今,人们不仅要求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更希望不得病、少得病;人们也不再满足于生命的长度,更追求生命的质量;不仅满足于“躯体没有疾病”,更将其扩展为“身体、精神等的良好状态”……显然,健康已不等同于“活着”,而是要“活好”“有尊严地活着”。

从人口红利到健康红利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可以更加精准对接和满足国人普遍高涨并且日益多样化、差异化、精细化的健康需求。

健康中国战略的核心理念是健康优先。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健康水平的改善。研究表明,国人健康水平的大幅提高,正是形成我国人口红利的重要基础。资料显示,1950~1982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加到69岁,由此创造的经济价值共24730亿元,平均每年约773亿元,相当于GNP的22%。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缩减,迫切需要挖掘健康红利,向健康要红利。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5亿,2030年将达3.7亿,2050年预计达4.87亿。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势必带来健康维护、医疗护理等成本上升,健康投资则可有效提高劳动力工作年限和劳动生产率,促进人口红利更多转化为健康红利,降低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结构的负面影响,延伸重要战略机遇期。

人口老龄化之外,我国疾病谱、生态环境、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变化,面临多重因素交织叠加的复杂局面。我国现有2.5亿多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超过1亿,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8%,导致的疾病负担占疾病总负担的70%以上。

破解这些难题的钥匙,就是提升国人健康水平,将个体健康指标的改善汇集为全社会健康人力资本的提升。因此,迫切需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突出健康目标,在公共政策制定实施中向健康倾斜,在财政投入上保障健康需求。

部门“拆墙”

实现健康优先,关键是要树立大健康、大卫生的观念,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

健康不仅是身体无病,而且是心理、精神等的全面健康,涉及医药卫生、社会服务、环境建设等各个方面,大大超越传统的疾病防治范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健康公式显示,100%健康等于60%生活方式、17%环境、15%遗传和8%卫生服务。

显然,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素,要靠医疗卫生服务的“小处方”,更要靠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针对全人群、围绕全生命周期,加大干预力度,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融入百姓生活。

在这方面,芬兰的成功经验可为借鉴。芬兰冬季严寒漫长,由于人们饮食中摄入的蔬菜少、盐分多,加上吸烟盛行等,从二战后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芬兰不仅心脑血管疾病高发,而且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早早攻破青壮年的防线,导致死亡、残疾等过早发生。为寻求改变,芬兰开始由政府主导,对农业、食品、盐、烟等消费都实行政策引导,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创造出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较30年前下降80%的健康奇迹。

对政府而言,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是一篇大文章,可做的事情非常多。比如补贴健康食品生产、不补贴烟草种植、设置食品中盐的限量、限制氢化油和反式脂肪酸的使用、多开办运动场馆方便公众积极锻炼等,总而言之,是要帮助公众减少致病因素。

近年,为有效应对复杂健康影响因素的挑战,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探索部门联动、合力“拆墙”,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比如上海,在其构建的大健康格局下,要求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2.8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为46%,此为“体医结合”;明确把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纳入学校绩效考核,构建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到2030年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优良率达60%及以上,落实“医教结合”;此外,还要求到2022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80%及以上,到2030年绿化覆盖率达42%,健身步道建设与市容绿化工作同步推进,实现“体绿结合”。

人人“打卡”

在政府“拆墙”同时,全社会也都需要参与进来,改变生活行为方式,实现健康的人人“打卡”。

新近发布的2018年健康素养监测显示,2018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17.06%,比2017年增长2.88个百分点,其中,在健康素养的三个方面——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均有提升,健康知识和理念提升幅度最大。

尽管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总体水平持续提升,但总体而言,我国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仍然偏低,吸烟、过量饮酒、缺乏锻炼、不合理膳食等不健康生活方式比较普遍,由此引发的疾病问题较为突出。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于学军表示,吸烟、酗酒、缺乏锻炼、不合理膳食等不健康生活方式是可以改变的,主要健康危险因素是可防可控的。积极有效应对当前突出的健康问题,关键是要在继续深化医改、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同时,大力落实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让每个人都承担起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个人、家庭、社会和政府各方共同参与,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

为此,今年7月出台的健康中国行动文件聚焦15项专项行动,涵盖为什么要推进这一行动、怎样推进这一行动,个人和家庭,以及社会、政府三方分别如何去做,为个人、家庭、社会和政府参与健康中国行动提供了有效抓手。

此外,改革创新是引领卫生与健康事业跨越的动力源泉。我国卫生与健康领域资源供给不足、配置结构失衡,优质资源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不少中高端医疗器械、高值医用耗材及药品严重依赖进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推动医药健康领域的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更加普惠、更有效率的健康服务。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在健康中国的新长征中,一些地方在建设健康环境、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培养健康人群、孕育“健康细胞”等方面急流勇进、探索闯关。

2019年末,让我们关注他们,关注健康,关注未来。

 

责任编辑: 秦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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