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哥出发,帮世界留住文明印记

  ▲大图:在柬埔寨暹粒省暹粒市吴哥考古公园内,2016年9月5日拍摄的茶胶寺。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供图

  小图:2018年7月9日,在柬埔寨暹粒省暹粒市吴哥考古公园,中国-柬埔寨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工作队正在进行茶胶寺保护修复的结项收尾工作。中国工程师周西安(左)在测量石构件。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毛鹏飞摄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毛鹏飞

  清晨,半掩在泥土中的石刻在阳光中显露出仙女的轮廓。从一旁走过,脚踩树叶的声音衬得吴哥王宫遗址分外寂静。柬埔寨暹粒吴哥古迹中,王宫遗址曾是高棉帝国的心脏,如今王宫围墙内古树参天、荒草丛生,只剩祭神的空中宫殿静静伫立,周围散落的石头雕塑、门楣透露出这里往昔的繁盛。

  近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文物修复队再次来到吴哥古迹,开始王宫遗址的考古修复。他们将用11年揭开这片土地的神秘面纱,向世人展示吴哥王朝“紫禁城”的风采。

  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和管理机构发言人隆戈萨说:“这是吴哥古迹中最核心的文化遗产,中国队20多年来在吴哥保护中展现出的高超水平和素养取得了我们的信任,也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多个国家文物修复团队的高度评价。”

  这支中国文物修复“国家队”在吴哥古迹保护的国际行动中赢得了同行的认可,并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如今,他们活跃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尼泊尔九层神庙、中亚古丝绸之路上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等多个古迹保护一线。

地雷、疫病、质疑……第一步总是很难

  中国文物修复“国家队”走向世界是从吴哥开始的。

  约400平方公里的吴哥考古公园内散落着90余处吴哥时期的庙宇组群。1992年,吴哥古迹遗址以濒危遗产的形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93年,中国和柬埔寨、法国、日本、意大利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一起开始了这个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合作行动。

  当时欧洲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古建筑以砖木结构为主,而吴哥古迹都是石头建筑,中国专家没有经验,对中国队能否修复好吴哥古迹有质疑。

  “吴哥古迹保护对我们来讲是新课题。但我们在中国也有很丰富的石质文物保护经验,比如石窟、石刻、石质大佛、石质墓穴等等。”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王元林说,“不过吴哥古迹的特殊宗教文化背景,极端高热高湿气候条件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

  东道主柬埔寨对中国给予了厚望。1996年,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自接见中国专家,反复表达欢迎和感谢。他对中国专家说,修缮庙宇,能赢得柬埔寨人民的心。

  “关于对中国专家能力的质疑,只有通过实际工作成果作为回答。”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顾军说,当时中国队没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实力,于是根据自身条件,有针对性地配置设备和人员,认真虚心学习各国专家的成功经验。

  顾军回忆道,针对吴哥古迹的特点,援柬文物保护队集合了考古研究、地质勘查、石材保护、文化历史、建筑艺术、保护技术等多方面的专家,对周萨神庙的历史、建筑特点、地质状况、石材特性等进行深入了解,制订方案。

  二十多年的战争导致柬埔寨经济落后、物资匮乏,很多维修材料和设备都没有,需要从国内采购。由于当时当地物资匮乏,一些工程设备如汽车吊、钻机、切割机等都需要从国内专门运入。

  文物修复的挑战之外,当地极端气候、战争遗留的社会问题等也给初次走出国门的中国队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当时柬埔寨内战结束不久,大量武器流落民间,抢劫频发,吴哥区域仍然有很多地雷没有排除,现场考古要先排雷,去较远地区考察也要请当地警察随行。”顾军回忆道,热带雨林中终年炎热、毒虫出没、登革热疫情频发。

  层出不穷的困难没有吓倒初次走出国门的中国文物修复队。抱着“一定要做好”的信念,大家全身心投入。

  周萨神庙位于吴哥王城胜利门外南侧,围墙内占地面积约1650平方米,由东南西北四座入口楼门、中央圣殿和南北两座藏经殿组成。

  文研院的资料对这座损坏严重的寺庙是这样描述的:“建筑群以圣殿中心主塔为构图中心,对称布局,主次分明。各单体建筑的墙面和基座均布满雕刻,特别是圣殿主塔部分的34尊仙女雕像,栩栩如生,表现了高棉艺术的高超水平。”

  但是这样一座雕刻精美、布局严谨的神庙刚刚交到中国队手中时几乎是“一地废墟”:只有西楼门保存较好,其余建筑都已严重损坏,两座藏经殿只剩下结构严重变形的底座,祠堂塔塔檐坍塌过半,殿堂内神像已经不见。寺庙周边、地下、河里有4000多件坍塌下来的砂岩构件。

  修复周萨神庙,中国队借鉴了其他队伍在吴哥保护中的成功经验,利用“原物重建”的方法,像破解谜题一样把大部分坍塌下来的构建耐心拼对,归回原位。用7年的时间让“断壁残垣,杂草丛生”的周萨神庙重新矗立。

  中国队在实际工作中展现的水平和修复后的实际效果,得到了同行的好评。

“我们的工作是延长文物的寿命”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文物是有生命的,终究也会消失。”王元林说,“我们通过研究来解读和记录它的生命历程,通过保护来延长它的生命长度。”

  王元林从中国援柬文物保护第二期的茶胶寺项目开始正式来到吴哥工作。由于长期在考古现场工作,王元林肤色黝黑、脸庞瘦削,几道皱纹像是雕出吴哥浮雕的刻刀留下的。

  位于吴哥通王城胜利门东约1公里处的茶胶寺是吴哥古迹中最为雄伟的庙山建筑之一,建于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其平面布局按中心对称和轴线对称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整体是逐层收进的五层方形须弥坛。顶层五塔呈梅花状布置,未经精雕细琢,线条硬朗、别具一格。傍晚时分,硬质砂岩建造而成的五座塔殿在夕阳照射下熠熠发光,堪称一绝。

  茶胶寺的名称也和这一奇景有关,它的名称“Ta Keo”中“Ta”意为祖先,“Keo”为玻璃、水晶、宝物之意,因此茶胶寺又称“水晶之塔”。然而,这样一座“水晶之塔”却是“未完工的建筑”。

  王元林对记者说,虽然茶胶寺未完全完成建造,但并不是人们认为的被废弃的寺庙。千百年来,当地民众依然在这里祭祀祈祷。“它是一个活着的文物。同时它也是一个被损坏的文物。塔殿、寺门、回廊等建筑大部分已经整体或者局部坍塌,基台也存在结构安全隐患。”王元林说,“想要保护修复它,必须先好好了解它。”

  中国文物修复专家多次到茶胶寺,通过三维激光扫描记录、工程地质勘测、石质风化机理和保护实验等多学科系统性研究了解这座神秘的寺庙。

  对王元林来讲,修复茶胶寺是一个需要和自己脾气作斗争的漫长过程。“我是个急脾气,”王元林说话急促、声音沙哑,“但面对数百上千年的文物,必须耐着性子来。”

  比如当必须补配缺失的构件时如何选择合适的石材,就是一门耗时耗力必须讲究科学方法的事。王元林说,中国队要向吴哥管理机构申请,到上千年前产出吴哥建造石材的采石场挑选。“虽然来自同一产地,但石料的质地还是各有不同。我们要选择和茶胶寺石材相近的若干石材样本,在项目附近进行实验,在强日照、暴雨、极端高温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试验周期内,观察记录不同石材的微小变化,在充分的科学数据支撑下,选择最适合的石材进行补配。再心急,也要用科学的方法,这是为历史负责。”

  不过,“急脾气”在文物保护中也有重要作用。

  茶胶寺东侧有长长的神道,据法国学者研究东神道两侧有十三层台阶向下延伸,在地面能够看到台阶的第一层。神道下面的台阶是否真如之前学者记载?和两旁水池又有什么关系?这对了解茶胶寺的整体规模以及水系关系非常重要。

  2011年5月,按照工作计划,工作队要在三个月内完成对茶胶寺东神道地下以及南北水池的考古勘探。中国专家选择了一处宽4米的区域向下进行考古发掘,越发掘越新鲜,一层层台阶保存非常完好。不过土层混着角砾岩碎块几百年后变得异常坚硬,越往下挖越结实,越难挖得动。

  5月份是柬埔寨雨季的开始,几乎每天都会暴雨如注,完全无法开展户外工作,王元林心急如焚。“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当时天气那么热,只要雨不大我们中国同事就下去和柬埔寨工人一起去挖,手上全是血泡。”王元林说,“有人形容我当时干活流汗像‘狗尿尿’一样。”

  就这样,中国专家和柬埔寨工人一起“刨地”连干了三个月。“每天都很着急,玩命地干,后来连柬埔寨工人都受不了那种强度,在极端炎热的情况下那样干三个月,违背了人体的承受能力和极限。不过,我们当时一门心思就是着急想搞清楚遗迹的地下结构,到底有多深、范围是什么样的。”

  王元林他们早上七点到现场和工人一起挖掘,中午一个小时吃饭时间,下午四点工人下班之后,他们还要在现场绘图、写资料、做工作记录,继续工作到六七点钟。中国专家对吴哥文物的热情和工作态度也赢得了柬方的敬佩。

  “那样干太疯狂了。一两礼拜那样干可以,长时间那样干,不提倡。”王元林笑着说。

  三个月的疯狂工作后,王元林终于站在了东神道十三层台阶的最底部。和如今世人见到的吴哥古迹灰黑色残缺建筑不同,发掘出来的茶胶寺东神道两侧一层层台阶表面平、转角正,没有经过千百年光照和雨水的侵蚀,依旧保持着深沉而鲜艳的赭红色。“从下往上看,四米多高的台阶向上延伸,再加上50米高的茶胶寺,那种宏伟令人震撼。”

“在遗憾和完美中寻找平衡,文物修复是历史的接力赛”

  经过8年的修复,中国专家排除了茶胶寺结构上的险情、把上万块散落的石构件重新归安、在必要部分补配了新的石材,让这座国庙焕发新颜。

  记者在现场看到,中国队在多处结构有安全隐患的门框上采用了钢结构支撑,而且在钢材和石材接触面之间加了橡胶以防止对文物表面产生损坏。墙体缝隙中有玻璃条来监测裂缝宽度变化。新补配的石构件在表面形状和线条上和周围进行了协调处理,但依旧能够让游客分辨出它和原文物的区别。

  王元林对记者说,吴哥古迹保护的国际行动在各方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吴哥宪章》作为共识,中国队严格遵循国际公认的保护理念,通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又形成了以最小干预原则、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试验先行原则以及研究与修复并重原则为特点的中国模式。

  “特别是我们强调尽量采取‘可逆’的方式。”王元林说,“我们保护修复文物是要留给后代,相信他们会有更先进的方法,所以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方法最好是‘可逆’的,能够给后代留有余地。”

  在吴哥考古公园内,如今依然能够看到一些石刻文物用钢筋从中间连接,或者用混凝土甚至红砖来补砌雕刻和墙体,这些不可逆的做法给文物造成了永久的损伤。

  “文物修复方法受当时的理念和技术条件所约束,有时候必须在追求完美和接受遗憾之间找到平衡。”对王元林来讲,现在的遗憾也是对后人的希望。

  当时花了3个月“玩命似的”发掘出来的局部茶胶寺东神道台阶,在做完考古研究之后,王元林和同事们选择重新回填,把这些台阶依旧保存在地下。

  “我特别想把它完整发掘出来,让世人欣赏到茶胶寺完整的宏伟和震撼。但是如果这样做,原本完好保存了上千年的文物,很可能经历日晒雨淋和游人踩踏后很快就会被损坏。”王元林说,“修复文物就像是一场历史的接力赛,虽然我心中有遗憾,但是这样可以把文物完好的留给后人,他们会有更好的方式来进行保护。”

当地工人家里有婚丧嫁娶、老人祝寿等重要活动,经常会邀请中国专家参加

  过去的二十余年,从柬埔寨吴哥古迹、柏威夏寺,到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再到尼泊尔九层神庙,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国际合作领域经历了从小到大、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发展历程。如今,文研院已经在亚洲、欧洲、非洲的七个国家开展了13个考古修复项目。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工程师金昭宇先后参与了吴哥古迹茶胶寺、希瓦古城和九层神庙三个国际项目。“每次开始新的项目,我们都要先虚心学习当地艺术、建筑、历史。只有充分领会对方的文化,才能更好地保护和修复当地文化遗产。这是我们二十多年来在吴哥古迹的国际合作中取得的经验。”

  中国队的理念和做法,使他们每到一处,都能得到当地同事和老百姓的欢迎。记者曾随中国专家探访柬埔寨技术队长家。车还没到,就远远看见七十多岁的老人努彭在家门口等待迎接。我们一下车,努彭就上前紧紧握住中国专家的手,拉着往院子里走,直到进屋落座也未松开。

  努彭说,他从事吴哥古迹修复工作二十多年,和中国队合作最默契。“我们相处像兄弟一样。”

  金昭宇告诉记者,融入当地、和老百姓交朋友是中国文物修复队的传统。当地工人家里有婚丧嫁娶、老人祝寿、乔迁新居等重要活动,经常会邀请中国专家参加。“了解老百姓的生活、习俗是理解一个文化的钥匙。我们和当地老百姓的交往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完成文物修复工作,还留下了真挚的友谊。”

  为期三年的中国援助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历史文化遗迹修复项目于近期通过了内部竣工验收,标志着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开展的第一个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圆满完成。在这个古丝绸之路上的沙漠绿洲,因为中国文物修复专家在这里常年工作,许多小朋友见到中国人都会热情地用中文说“你好”来打招呼;在柬埔寨暹粒,导游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讲述中国、法国、日本等三十来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开展的吴哥古迹保护行动。

这是不同时空的文明借鉴交流的舞台

  2018年12月4日,ICC-Angkor第25届全体大会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许言、王元林、顾军获柬埔寨王国骑士勋章,以表彰他们对吴哥古迹保护做出的贡献。三位资深专家从柬方手中接过荣誉时,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袁濛茜再一次走向大会的讲台,代表中国文物保护工作队向大会发言。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间,以前都是介绍项目进展,但那次是要总结中国文物保护工作过去二十多年的工作,未来十年的计划,并回答各国代表提问。”袁濛茜近日接受记者时采访说。

  从2016年参与到吴哥保护工作开始,袁濛茜多次站在这个讲台上。“第一次向大会介绍项目进展的时候非常紧张,练习了好多次。现在,不仅紧张感消失了,而且还多了几分从容。大会上的各国的代表都已经熟悉了,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

  在以许言、顾军、王元林为代表的资深专家带领下,金昭宇、袁濛茜、黄雯兰等一批青年研究人员迅速成长,并成了各个领域独当一面的骨干。

  文研院副院长许言对这支队伍非常自豪,现在这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而且来自建筑、考古、法律、化学、艺术等多个领域。资深专家有丰富的经验,年轻专家带来新的想法和新的技术,中国文物保护队伍通过“传帮带”让文物援外工作建立合理的年龄层次和丰富的专业背景,为未来数十年的发展积蓄人才力量。

  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ICC-Angkor常务科学秘书阿泽迪那·贝肖克(Azedine Beschaouch)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吴哥的文物保护修复是一个国际性的工程,中国文物修复队在整个行动中非常重要。“中国队近年来吸引了一些年轻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能够保证中国在吴哥保护工作的可持续性。”

  贝肖克说:“柬埔寨的年轻文物工作者也需要更多机会,希望中国能够给柬埔寨提供更多培训,让他们去中国参加中国的文物保护项目,从中学习、锻炼。让中国和柬埔寨的年轻文物同行一起在吴哥的古迹保护中研究新方法、新技术,促进双方合作交流。”

  2019年11月,吴哥古迹中最核心的部分——王宫遗址项目启动,中国文物修复“国家队”迎来了新的舞台。这是中国在吴哥古迹开展的第三个保护修复项目,范围包括王宫城墙以内约14.2万平方米的区域,将于2030年竣工。

  吴哥通王城西北部的王宫遗址在高棉历史中具有重要地位,是高棉王朝政治文化生活的中心。专家推测,十至十六世纪曾有多位国王先后在这里居住。王宫遗址修复项目内容主要包括考古勘查与发掘研究、文物建筑及遗址修缮、石质文物保护及生物病害防治、中柬联合实验室建设、环境整治与展示中心建设几个方面。

  贝肖克教授说,王宫遗址位于吴哥通王城内,其地位和意义和中国的紫禁城有相似之处,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古国、一个和柬埔寨有着传统友谊的国家。中国文物专家技术水平很高,同为亚洲国家文化上的相通是额外的优势。

  王元林对记者说,为了更好地理解王宫在整个都城和王朝的作用,他们专门请了国内考古、古建筑保护修复等领域专家前来考察。工作队通过专业技术手段对王宫遗址的环境、文物建筑保存现状进行了勘察,制订了考古工作方案和修复方案以及石刻保护和生物病害保护方案。而且已经通过无人机自动激光扫描测绘,为王宫遗址建立了数字三维模型,考古工作也有了收获。“现场出土了很多中国的瓷器碎片,历史跨度很长。这说明中柬两国不仅交流延绵不断,而且中国瓷器当时颇受高棉王室喜爱。”

  “屋颇壮观,修廊复道,参差突兀,稍有规模”,中国元朝使者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如此描述昔日的王宫盛况。如今,中国人再次来到这里,用现代科技、中国智慧和传统工艺对其进行研究、保护与修复。

  “文物保护工作,是用人生几十年的短暂岁月,去接触几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技术和文化。”许言说,“这是不同时空的文明借鉴交流的舞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我们不仅是在修复文物,更是在接续被打断的历史和文明脉络。通过跨越时空的对话驱动文明前行。”

责任编辑: 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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