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贫困堡垒正在土崩瓦解

 

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病有所医……这些曾经“三区三州”贫困群众充满憧憬的生活,正在他们自己身上一步步变成现实

“三区三州”每个县区都形成了带贫主导产业。“三区三州”贫困县已引进和培育1200多家龙头企业、5.6万家农民合作社

“摆脱贫困,不能只是盖个新房子,生活方式、生活状态、生活观念依然一片狼藉,这可不行!”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春天,是踩着6000多根扎在岩壁中的崭新钢管,来到四川凉山“悬崖村”的。

村民们为民宿、小卖部进的货,沿着梯子运上了“云端”。主播们踏着钢梯,探出身子,拍摄春天的古里大峡谷、日出云海。过不了多久,旅游旺季的到来,每天会为这个与地面垂直距离约800米的村庄送来四五十位游客。

向上走出了富裕,也向下走出了希望——5月12日至14日,该村全村8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共344人陆续搬迁至位于昭觉县易地扶贫搬迁县城集中安置点的新家。下一步,这里将通过土地“增减挂”等方式,让更多人搬下悬崖,村里会保留部分老屋发展旅游。

脱贫攻坚之前,这个贫困山村从没有如此热闹。“卷起裤腿、甩开膀子,现在‘悬崖村’的老百姓正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决心为美好的未来奋斗着。”支尔莫乡党委书记阿吾木牛说。

一条路,一个产业,一所学校,带来的不仅是新日子,是贫困群众与时代的同频共振,还有人的发展能力的提高。

这样的嬗变正在“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各地发生。

“三区三州”,一个对于中国脱贫攻坚有着特殊意义的名词。“三区”是指西藏自治区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藏区,以及新疆南疆的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三州”是指甘肃临夏州、四川凉山州和云南怒江州。这里贫困程度深、基础条件差、致贫原因复杂,是名副其实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坚中之坚。能否攻克这些“最后的贫困堡垒”,不仅决定着生活在这里的成千上万贫困群众的命运,同时也是整个脱贫攻坚战役胜败的试金石。

打赢脱贫攻坚战总攻的号角,响彻这片千百年来山远天高烟水寒的苦瘠之地。蜕变,正如春风一样悄悄到来。

生活质量:“村里的喜事会更多”

土地肥美的川西平原向西而去,山势叠嶂而起。大地的褶皱中镶嵌着四川凉山州最苦瘠的村庄。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列尔社就是其中之一。

它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悬崖村”,得于那段由藤条和木棍编成的“天梯”。从前,村民进出挂在半山上的家,要顺着天梯爬两三个小时。贫穷被“锁”在了大山。“过去列尔社行路难,姑娘们要嫁进村来,都要掂量掂量。”阿土列尔村村支书某色吉日说。

2016年,凉山州、昭觉县投入100万元,建成了宽1.5米、2556级的钢梯。那年1月,阿土列尔村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路”好了,销路不愁了。2016年种下的脐橙树,2019年开始已成为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随着基站的建成,村里实现4G网络全覆盖,再也不用“爬到山顶找信号”。无人机成为医务室药柜补充药品的工具,单次往返仅需10分钟。

全寄宿制村完小改建完成、山上的幼教点也建好了,彻底解决“上学难”。过去只有少数重视教育的村民愿送娃上学,“现在大家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得越多,越想让娃多念点书”。

“悬崖村”名气越来越大。去年这里的游客量近10万人,村民们通过开小卖部、接待食宿等方式获得旅游收入近百万元。

钢梯建好不到4个月,村里已迎娶了6位外村新娘。“以后村里的喜事会更多。”某色吉日说。

像“悬崖村”一样,脱贫攻坚不仅让“三区三州”的贫困群众圆了几千年的温饱梦,还越来越接近全面小康梦——

从昆仑山深处的石土房中搬出来的热萨来提·里提甫,站在新房前细数新日子:砖房能遮风避雨,自来水即开即用,“以前路太远,最怕的就是生病。现在生活方式健康了,病少了,乡卫生院就设在家门口。”

从《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实施至2019年底,全国1000多万和热萨来提·里提甫一样的贫困人口搬进新居。自然村通电接近全覆盖、通电话比重超过98%、道路硬化率接近80%,约7700万贫困人口参加医保。

“阿姨好!叔叔好!”凉山州昭觉县洒拉地坡乡姐把哪打村的幼教点,童音驱散了山间寒意。虽然位于大凉山腹地,这些三四岁的孩子却讲着标准的普通话。当地因听不懂普通话、文化程度低而难以摆脱贫困的魔咒,正在下一代中消失。

近年来,凉山州投入122亿元,建成了各级各类学校1572所,小学教学点1011个,投入22.58亿元,建成3117个“一村一幼”的幼教点。云南怒江州全面落实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两免一补”和14年免费教育政策。2019年,新疆全区义务教育巩固率已达到94.2%,做到了贫困生有学上、上得起学、不辍学。

山乡化茧蝶变,捷报不断传来。2019年底,西藏74个县(区)全部脱贫摘帽;2020年2月,四川藏区实现全域脱贫摘帽;2020年4月,青海全省42个贫困县(市、区、行委)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

在“三区三州”,越来越多贫困群众的命运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些曾经他们充满憧憬的生活,正在他们自己身上一步步变成现实。

生产方式:让土里生出金子

旦斤再也不愁土里生不出“金子”了。小小当归,正补足这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气血”。

旦斤家住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桑坝乡班藏村,平均海拔2800米,高寒阴湿,是中药材当归生长的“乐园”。以前,村民没有意识到自己守着这样的“香饽饽”,多数家庭以种植青稞等传统农作物为生,只能勉强糊口。

2015年,迭部县决心利用当地气候特点试种当归。旦斤加入了,没想到,一年下来就增收4000多元,实现脱贫。2019年,迭部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班藏村村主任吉也介绍,村里正在建立合作社,统一销售,并建设储藏室,帮助村民抵御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要想脱贫快,全靠产业带;要想稳脱贫,产业要先行。”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国务院扶贫办数据显示,近年来,贫困地区特色种养业和电商、光伏、乡村旅游等产业扶贫新模式快速发展,72.3%的脱贫户得到了产业扶贫支持。

想啃下“三区三州”这块脱贫“硬骨头”,同样需要向扶贫产业聚焦发力。

新疆的核桃、四川凉山州的花椒、云南怒江州的草果、甘肃临夏州的牛羊……近年来,一大批适合当地发展特点的产业项目“多点开花”。据农业农村部4月发布的消息,“三区三州”每个县区都形成了带贫主导产业。“三区三州”贫困县已引进和培育1200多家龙头企业、5.6万家农民合作社。52个未摘帽县已发展主导产业122个,带动300多万贫困群众、人均增收1700多元,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有新型经营主体带动。

收入来源的改变,不仅体现在新产业的兴起,还表现在传统耕种的“进化”。

耕种模式在变。曾经人种天养、管理粗放的耕种模式,开始向标准化种养殖转型。已经实现脱贫摘帽的凉山州盐源县塘泥湾村的第一书记张大海指着一片果林告诉记者,这里的苹果将进行严格标准化管理,目标是通过有机农产品认证,“进入高端市场”。部分地域特色农产品还开始探索“订单农业”。

耕种手段在变。通过运用科技手段,靠天吃饭如今正实现亩产翻番。通过手机远程操作,排风开启、遮阳网缓缓拉开,3月的阳光照进凉山州昭觉县涪昭现代农业产业园6000平方米的智能玻璃温室大棚。科技手段的运用,让这里的土地亩产值从过去约2000元增至3万余元。

种植观念在变。哪个“果果”好卖,网页上一清二楚。盐源县当地一个农业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果农们从对数量的追求正变为对质量的追求,“以前觉得结得满就好,现在自己主动疏枝,要的是好果。”

销售渠道也在变。曾经自给自足、分散的小农户参与产业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踏着逐渐完善的高速公路和互联网,“提篮叫卖”走进了大市场。

“过去我只知道在网上能买到衣服,从没想过能卖出家里的核桃。”和田市古江巴格乡赛克散村的古海尔尼沙·阿吾提感慨。2018年以来,包括他们一家在内的60多个贫困户借助电商将超过50吨核桃卖向全国。

生活方式:

“地上落上根羊毛都忍不住捡起来”

如果问甘肃省甘南州碌曲县阿拉乡田多村村民东努,哪一刻才感到真正融入了现代生活?他的答案是:用上了干净的厕所、淋浴时。

“热水一开就有,厕所随用随冲,和城里一样。”东努说。

在几年前,这都是他不敢想的。甘南州坐落在甘青川三省接合部,被视为西部最具自然魅力的地区之一。但长期以来,农牧村脏乱差积习根深蒂固,垃圾随处可见,“人与牲畜住一起,家里家外泥汤汤”。

“摆脱贫困,不能只是盖个新房子,生活方式、生活状态、生活观念依然一片狼藉,这可不行!”甘南州委书记俞成辉说。

2015年,甘南州开始把“环境革命”作为全州工作的总抓手,从草原、道路一直治理到灶台、炕头。记者在甘南藏区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干部们下乡,手里拿着一把垃圾钳,进门先教群众叠被子;有领导抽完烟把烟头一扔,走了几步忽然又折回来,捡起烟头装进兜里。

几年过去,甘南草原垃圾少了,散漫在空气中的青草气息扑面而来。牧民家里,“地上落上根羊毛都忍不住捡起来”。

不讲个人卫生、乱丢垃圾这些生活陋习的改善,正随着脱贫攻坚的推进在贫困地区生根发芽:搞旅游、民宿,比的是谁家院落更干净,哪里的村道更整洁,哪里的民风更淳朴;易地搬迁,从深山到城镇,老乡们会使用马桶了,不随手丢垃圾,不随地吐痰了;就业培训,从烹饪到守时守规、“对不起”“谢谢”……一系列技能“打包放送”,补足了现代生活的文明知识。

行为的背后,是思想观念的改变。

在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扶贫开发局局长降初看来,由于历史等原因,一些贫困群众曾有不少精神上的“鬼”。一方面是知识上的愚昧、迷信,另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懒惰、落后。

近年来,各地通过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章程和“四好文明家庭”创建等方式,探索“精神脱贫”之路。例如凉山出台《关于遏制婚丧嫁娶高额礼金和铺张浪费之风的规定》等制度,“不杀牛”成为移风易俗的突破口。随着农村医保逐渐完善,找“比莫”驱鬼的现象渐渐消失。

扶智也要扶志,扶起“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精神。一些地方通过加强文化供给服务、搭建教育平台等措施,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孔书记,我今年计划多买入100只刀郎羊,您看成不?”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科克提坎村第一书记孔青山的电话响了,是村民艾尼瓦尔·赛买提打来的,“如今,科克提坎村的村民越来越主动,早就从要我脱贫变成了我要脱贫。”

人的跨越:“史无前例的成就”

某色吉日、东努、热萨来提·里提甫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的,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反贫困斗争的最后一步——新中国成立70年来,7亿多像热萨来提·里提甫这样的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以现行标准衡量,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末的97.5%,降至2019年末的0.6%。

步伐在党的十八大后加速。1650万、1232万、1442万、1240万、1289万、1386万、1109万……至2019年末,每年减贫规模都在1000万人以上,全国共脱贫9348万人,相当于平均每分钟就有近30人摘掉贫困帽子。

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减贫维度多元全面。从生活质量到生产方式,从生活方式到精神文明,脱贫攻坚对贫困群众由内而外“扶”、让大家从里到外“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用人类发展指数衡量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包括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个基础维度。有学者研究表明,我们用不到100年的时间,在这三个维度上实现了西方国家200多年取得的人类发展成就。

减贫速度明显快于全球。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从1981年末到2015年末,中国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了87.6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6个百分点;同期全球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32.2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贫困深度显著降低。贫困深度反映了贫困户的收入和贫困标准的差距。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等人的研究显示,如果按照世界银行1.9国际美元的贫困线标准估算,1990年中国的贫困深度为24.4%,2010年下降为2.7%,2014年进一步下降到0.3%,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显著提高。

减贫广度前所未有。从南海之滨到戈壁深山,精准扶贫路上,不因困难落下一个人。据国务院扶贫办的数据,作为“最后的贫困堡垒”,“三区三州”贫困人口由2018年的172万减少到2019年底的43万,贫困发生率由8.2%下降到2%,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比西部地区平均水平高出3.6个百分点。

千百年的贫困堡垒,正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土崩瓦解。

(执笔:徐欧露;参与采写记者:吴光于 关俏俏 杨静 刘洪明 新华社甘肃分社全体记者)

 

责任编辑: 秦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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