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性报道如何做到中央肯定、群众满意、监督对象服气

耿欣 韩振 赵一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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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伏夜出、派人盯梢、地下交易……长江禁渔数年,“猫鼠游戏”仍上演》

《半月谈》2020年第11期(6月10日出版)

源于社会问题的现实性、复杂性,“毕其功于一役”的调查性报道极少。加上自媒体冲击,传统媒体调查性报道记者加速转型,使调查性报道很难再现辉煌。也许,时代需要的不是多么轰动的调查性报道,而是能够坚守阵地的调查性报道记者。

韩振就是这样一位记者。他进入新华社十年,始终以老社长穆青的为民情怀为职业理想,聚焦政令落实“最后一公里”,长期关注长江生态保护并采写了多篇有关长江禁渔的调查性报道。

长江“十年禁渔”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扭转长江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关键之举。由韩振主笔、《半月谈》刊发的《昼伏夜出、派人盯梢、地下交易……长江禁渔数年,“猫鼠游戏”仍上演》一稿聚焦长江禁渔数年、非法捕鱼现象依然突出的问题,通过明察暗访,挖出一条渔具销售、非法捕鱼、地下交易构成的黑色利益链,并从执法管辖、执法装备、多部门配合、群防群治等方面提出破题之道。

完成这篇报道之后,韩振又陆续采写了《一支民间护鱼队的“长江保卫战”》《长江禁捕须善用“群防群治”》《长江禁渔须补齐短板》等多篇稿件,持续发力长江禁渔报道,努力用舆论监督压缩问题反弹的空间。

采访赵一鸿,不仅因为她直接参与策划编写了《昼伏夜出、派人盯梢、地下交易……长江禁渔数年,“猫鼠游戏”仍上演》一稿,更因为她在《半月谈》坚持对调查性报道的不断求索。同样从业十年,聊起《半月谈》这些年的优秀调查性报道,她如数家珍,对新媒体时代如何做好调查性报道也有深刻理解。

正是这样一群媒体人对调查性报道的坚守,才让新闻更有力量。

我经常会扪心自问,为什么要做记者?新华社老社长穆青曾谆谆教诲:勿忘人民。记者的作品里若没有老百姓,注定不会有灵魂。记者的灵魂,就是站在泥土里,心怀老百姓,用一颗感恩的心,去感受和书写世间百态。投身新华社十载,时刻以“勿忘人民”自勉。虽常浸栉风沐雨之苦,但念及自己的绵薄之力,毕竟能为社会、为他人带来点滴改变,始终不敢有丝毫倦怠。近年来,围绕长江的调查报道还有《长江航道收费眼花缭乱》《长江流域有条“烧柴带”,珍稀植物也成了“柴”》《投资上亿元的示范项目为何6年办不完证?》《长江经济带有“八大怪”!掣肘活力,制约发展》《一支民间护鱼队的“长江保卫战”》。另有《逼着父母成了“鉴黄师”“鉴暴师”——幼儿图书市场黄暴乱象调查》等社会性调查报道。从业来获得十余篇新华社社级好稿,另有十余篇调查报道获新华社精品报道、编务会通报表扬稿。

白驹过隙,进入新华社已近十年。

这十年,从做国际报道到做国内报道,视野不断切换;从做视频到做文字再到尝鲜融媒体,技艺持续更新;从写高端时政新闻到写纷繁的民生新闻,世面见多了,内心也更柔软。

曾爱那句“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后来发现不必纠结是文是武,书生笔下亦可生出“百夫长”的气势;曾爱那句“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后来发现“居高”不在乎位置,而在乎眼界、胸怀与格局。

十年,在激浊扬清中感受公平正义,在书写人间中感受真爱与美,今天,更深感责任与使命。唯愿以不竭的朝气、不变的锐气、不折的骨气、不怵的底气,去迎接未来种种。

 

 

一篇报道所能产生的影响力

中国记者:《昼伏夜出、派人盯梢、地下交易……长江禁渔数年,“猫鼠游戏”仍上演》在《半月谈》刊发后有什么反响,政府部门如何反应?

韩振:6月10日《半月谈》刊发这篇稿件后,紧接着又在半月谈微信公众号和新华社客户端等终端刊发集文字、图片、视频于一体的全媒体版,报道声势强大,迅速形成舆论热点,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安部、农业农村部、重庆市及沿江省份纷纷召开会议,并启动非法捕鱼专项整治行动。

同时,重庆市政府对渔具销售、渔获销售等全产业链进行严格追溯,严厉打击。

期间,公安部、财政部、重庆市相关部门等先后主动联系记者,了解非法捕鱼情况及长江护鱼难点,记者也提供了大量线索和信息。

7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切实做好长江流域禁捕有关工作的通知》,再次对长江流域禁渔提出要求,其中很多要求,如加强部门协调、落实专项补贴、斩断非法捕鱼全产业链等,均为《昼伏夜出、派人盯梢、地下交易……长江禁渔数年,“猫鼠游戏”仍上演》一稿中明确提出的建议。

公安部门及渔政执法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华社记者通过扎实采访,揭示出当前长江禁渔的困境,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大非法捕鱼打击力度的措施,受到中央高度重视,展示了新华社记者的使命担当和新华社的影响力。

中国记者:这篇稿件的缘起是什么?

韩振: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被提升到新的高度。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我国重要的淡水资源战略储备库,其生态意义可见一斑。加之,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总基调,因此长江尤其是生态,一直是记者长期研究的对象。

今年,是长江干流及其重要支流10年禁渔新政的发端之年,禁渔的实施情况如何,效果如何,还有哪些难题等,一系列问题值得关注。加之身边喜爱垂钓的朋友,经常会“吐槽”夜间垂钓时,看到长江里有电鱼者,甚至发生了直接冲突,记者就觉得该话题充满张力。新华社重庆分社总编室也认为该话题十分重要,并让记者积极主动与半月谈编辑部对接。

从今年3月份起,记者就和长期合作、同样持续关注长江生态的《半月谈》编辑部进行沟通,大家均认为这个题材具有重要意义,便将其作为一个重点题目来打造,期间编辑与记者多次就如何采访、如何聚焦、如何构思甚至具体的稿件体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最终成稿。这个稿件无论是写法、篇幅还是展现方式上,都突破了过去《半月谈》的发稿惯例,体现了《半月谈》的创新精神。

稿件早在5月底就写好,中间经过多次精心打磨,6月10日才予以刊载。这个节点,长江上游正值汛期,江鱼纷纷靠向江岸,非法捕鱼者更加猖獗,此时发稿,更具针对性,也更容易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中国记者:同时期全国多家媒体都在关注长江禁渔这一话题,相关报道一直都有,为什么这篇稿子能在同题竞争中脱颖而出?这篇稿子有哪些特点和亮点?

韩振:我们创新写作方式,没有采取传统“三段论”(现象、问题和建议)的固定写作套路,而是突破框架限制,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将非法捕鱼者与执法部门之间斗智斗勇的“猫鼠游戏”生动呈现在读者面前。全文分五部分,从非法捕鱼者昼伏夜出到渔获去哪儿了,再到执法部门如何查处等,结构层层推进。这种写作方法,不但让稿件内容扣人心弦,可读性强,也将长江禁渔的矛盾和困扰充分暴露了出来,这让稿件最后针对性提出的建议更加具有建设性。

相比于其他同类型的稿件,这篇稿件细节更加丰富、丰满,更具有故事性、趣味性,调研更深入,解剖问题更全面,问题阐述更详实。

赵一鸿:稿件特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扎实调研。好稿不在长短,而更讲究问题调研的深刻性、问题求证的全面性、问题反映的严谨性和提出对策的科学性,此稿在各个环节、方方面面都做到了这一点,这也正是此稿在众多同题稿件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编辑与记者始终保持沟通,提示记者层层深入采访;记者身体力行,克服重重困难,采访了当地公安、渔政、民间团体等,挖出非法捕鱼禁而不绝的症结,通过暗访调查,找到非法捕鱼屡禁不止的根源,摸出非法交易的黑色利益链。采访中,每个环节的工作,都扎扎实实,每个问题的分析和梳理,都多方求证、精雕细琢。

二是巧讲故事。好的稿件,需要好的表达带入。此稿标题中“猫鼠游戏”四个字,奠定了稿件叙事基调——用鲜活的表达去阐释一个严肃话题,用形象的比喻去反映非法捕鱼的问题现状。整篇稿件,从标题到正文,充分尊重读者的阅读感受,摒弃按部就班的套路写法和高高在上的说教腔调,通过“非法捕鱼者狡兔三窟”“猫鼠同步,斗智斗勇”等情节的讲述,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执法者与违法者精彩对决的故事,并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字眼将执法人员的坚守和艰难自然而然地呈现。稿件逻辑上,合理布局每一个章节、故事,让稿子通篇读来,高潮迭起,意犹未尽。

三是全媒表达。再好的稿件,传播力、影响力上不去,就无法达成编辑部和记者想要解决实际问题的效果。为此,《半月谈》编辑部和记者在策划稿件、采编过程中,始终不忘“媒体融合”。记者暗访拍摄了照片和视频,另找到执法人员要来追捕画面,编辑部对稿件进行了“融合加工”,经半月谈微信公众号、半月谈抖音号、新华社客户端等新媒体端口发出,短短几日内,仅新华社客户端浏览量就达到206万。

调查性报道要克服哪些困难

中国记者:这篇稿子涉及多部门采访、夜访、暗访等环节,在采访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瓶颈或难点,你们是如何突破并克服的?

韩振:在采访过程中,确实困难重重。首先,非法捕鱼者昼伏夜出,如何掌握他们的行踪?仅仅依靠记者蹲守无异于“大海捞针”,因为一方面缺乏专业设备,另一方面难以把握确切时间。最后,记者想方设法向垂钓者、执法部门及民间护鱼队了解情况,特别在采访执法人员时遭遇不少波折。

某执法部门一开始同意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后来又突然“反悔”。但记者还是通过长期积累的信任关系,从公安、渔政等相关执法部门取得了大量信息。回想采访过程,长江禁渔题材确实十分敏感,相关部门接受采访有顾虑也情有可原,此种情况下如果知难而退,必将导致稿件难以形成。好在记者在长期的采访中,与采访对象建立了信任,使得采访对象甘愿冒着风险提供信息。后来,为了保护这些信源,记者在稿子中也做了一些灵活处理。

在渔获去哪儿的暗访中,记者通过身边朋友打听到一些餐厅长期销售江鱼,便以食客身份前往暗访。暗访的过程中,记者一方面对谈话内容进行了录音,同时也用手机对相关画面进行了秘密拍摄。为了防止对方发觉,前期记者进行了多次演练。自长江禁渔政策实施以来,当地非法销售江鱼的餐馆工作人员对到访人员谈及渔获来源之事一直有所警觉,在言语和行动中也多有戒备,记者在前期演练过程中,和餐馆人员套近乎,混脸熟,才得以在时机成熟时,从餐馆人员口中套出重要信息,得到其非法售鱼的铁证,并摸出其黑色销售链条的前后端。

中国记者:稿子的选题、记者的出发点都是利国利民,地方执法部门为何会有顾虑?

韩振: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这种情况在政府部门比较普遍。虽然长江大保护利国利民,但对于某些部门来说,尤其是长江上的执法者来说,问题暴露得多,说明他们有不足,一旦报道引起重视,他们可能会被“打板子”。因此,这些部门往往乐于记者正面宣传,而不是反映问题。

比如《半月谈》这篇报道发出后,林业部门、环保部门等都觉得这是大好事,但是对于有的部门来说并不是,这些部门更多的是怕承担责任。

中国记者:这次暗访有危险吗?请谈一谈暗访的必要性,以及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

韩振:暗访是调查性报道的一种重要手段。碰到采访对象不愿意接受采访,甚至监督对象可能给自己造成威胁时,就需要用到暗访手段。暗访肯定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尤其是在非法捕鱼有如此暴利,甚至还是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一旦暗访被人发现,有可能会造成危险。因此,暗访前一般情况下都要进行演练,比如手机如何拍摄,如何进行录音等,尽可能不让被暗访者发现。万一被发现,也要事先想好借口和理由,不能暴露记者身份。

中国记者:《半月谈》抖音号上有一段执法人员追捕非法捕鱼者的独家视频,是跟访吗?请谈谈这段视频的由来。

韩振:这段视频是由几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记者的暗访,主要是餐厅这一块。另一部分是垂钓爱好者提供的夜间非法电鱼的视频,因为这个视频记者很难拍到,因此只能用别人提供的。还有一部分是志愿护鱼队提供的。这些视频基本都是非常规拍摄,因此画质并不好,但还是能够给人以更加直观的感受。

中国记者:你们在采访前是如何策划全媒体出击、多种形式报道的?过程中是如何配合的?

韩振:全媒体报道是一种思维,尤其是深度报道过程中,一般都能用得上全媒报道手段。这就需要提前谋划,提前构思。本次采访中,记者与编辑提前策划时,就确定了后期的全媒体呈现,因此在采访过程中,能收集、拍摄到的图片及视频,记者都尽量进行了收集和拍摄。事实证明,很多图片和视频确实非常有价值,一些视频是第一次在权威媒体中展现。

有了图片和视频素材,后期的技术处理也很重要,好在《半月谈》本身有视频处理人才,记者的素材被很好地处理后,及时在抖音上发布,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舆论监督如何让人服气

中国记者:您长期跟踪长江生态话题,能算一下投入的工作量吗?

韩振:我对长江经济带的研究一直不曾间断。2016年,为了研究长江生态、航运等问题,我曾专门乘坐一艘干散货船,前后历时12天时间,从长江上游的江津翻越三峡大坝抵达下游的扬州,行进过程中我写了10多篇体验式报道,聚焦船舶污染、工业污染等生态问题,也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记者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从来都是问题本身,报道出来后,带来问题的破解,记者报道的作用也达到了。

中国记者:对某个热点、难点问题持续发声,多形式、多角度做到“一鱼多吃”,是媒体提高报道影响力、推动问题解决的通常做法。你们对长江“禁渔令”这一选题有无后续报道计划?

韩振:最近都被“鱼”牵着鼻子走了。长江流域禁渔将是一个持续性的话题,我的跟踪调查也不会结束。事实上,就在《半月谈》刊发该稿后不久,我又在《新华每日电讯》上刊发特稿《一个民间护鱼队的“长江保卫战”》。这篇近万字的长篇报道,通过一个民间护鱼队的“视角”,将长江流域禁渔的困境更加细微地展示了出来,这篇报道也以生动、精彩的叙事方式和故事细节,受到社会广泛关注,重庆市及沿江相关区县迅即开始行动,对稿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整改。

同时,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深入采访,我对如何更加有效地禁渔也有了一些心得和体会,在与《半月谈》编辑沟通协商后,计划近期为《半月谈》撰写评论,期待这些思考能为相关部门和地区提供参考。

当前,长江非法捕鱼专项整治行动已经启幕。整治的效果如何,整治过程中还有哪些难点,如何将整治的成果固化下来,这一系列问题依然值得关注和思考。后续,我将持续对此进行调研。

赵一鸿:7月25日出刊的《半月谈》中,就国务院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公安部等出台的一系列文件进行解读,并就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落实文件要求进行评论。后续,将跟进各地落实文件情况,并就落实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进行追踪。

中国记者:我也读了《新华每日电讯》的这篇特稿,稿件细致刻画了护鱼队惊险刺激的护鱼行动以及他们的孤立无助和矛盾对立,揭开了长江渔业保护中存在的部门之争、形式主义等现象,是《半月谈》那篇调查性报道很好的补充,是带着真情实感的深度调研。两种风格的深度报道,你更喜欢哪一种?

韩振: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更满意的永远是即将发出的下一篇。相对而言,电讯的这篇报道因为主要写人物,因此更具有人性的温度些。电讯这篇报道里的人物,深深感动了我,因此我采访时很投入,后期写作也费了很大心思。舆论监督稿有很多种写法,本身记者的见闻和感受,就是监督报道的一个重要内容呈现方式。电讯的这篇监督报道,不一样的是把这个大主题,通过一群小人物给展现了出来,通过这支民间护鱼队透视整个长江鱼类保护乃至生态保护的现状及希望,所以更加生动。但是这些小人物的故事以及叙述都是真实客观的,记者所见所闻也是客观的,所以稿子写出之后,虽然对当地是一种监督和批评,但还是得到当地的认同,相关部门对稿件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迅速针对稿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整改。

中国记者:能得到被监督对象认同甚至赞扬确实很难。

韩振:调查性报道的基本原则就是客观全面。这几篇报道,地方政府都评价得很中肯,也很理性,没有挑刺的。都是说记者写得很客观,内容都存在,他们抓紧整改。所以,很多部门领导私下跟记者成了好朋友,说新华社记者写的稿件专业、客观,让人心服口服。

中国记者:您长期从事调查性报道的突出体会或最大感受是什么?

韩振:调查性报道,最能考验一个记者的水平,也最能让一个记者有成就感。从业10年来,我写了不少调研报道,推动了问题的解决,让不少群众受了益,甚至推动了一些制度的建立或废除,这虽然并不会给记者带来多大经济方面的收入,但却让我感受到职业的尊荣。

“勿忘人民”——这句话是新华社著名记者穆青的谆谆教诲,也是记者选择这份职业的初心。调查性报道,最能诠释“勿忘人民”的精神内涵,最能承载记者的新闻理想,也最能体现新闻报道的舆论力量。

融媒时代调查性报道的“打开方式”

中国记者:请谈一谈融媒体时代,传统媒体调查性报道的困境和出路。

韩振:很幸运,我们的这次报道既是一次融媒体报道,也是一次深度报道。这也是我们融媒体时代调查性报道的一次尝试。

融媒体时代,确实给调查性报道提出了诸多挑战。首先是表现形式上,要融媒体化,不能再像过去仅仅用文字作为载体,要融合图片、视频等更鲜活的形式;其次叙事风格上,不能再用过去“三段论”甚至一板一眼的写作方式了,要学会讲故事,把故事讲生动。调查性报道往往篇幅较长,能否将故事讲好,决定着读者能否看得进去;再次是团队构成上,过去的深度报道,往往一个人就能完成。但融媒体时代,多元化的表现形式决定了记者难以大包大揽,必须要学会团队作战方式,汲取各种人才资源,把文字的交给文字记者,把图片的交给图片记者,把视频的交给视频记者,“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只有这样才能推出精品。

通过这次有益的尝试,我觉得融媒体时代调查性报道大有可为,关键是要找到正确的“打开方式”。

赵一鸿:融媒体时代给传统媒体调查性报道带来挑战,但只要积极探索,认真研究,也能利用好融媒体时代的平台和条件,有的放矢地提升稿件影响力。为此,《半月谈》做了很多探索。

《半月谈》稿件中,调查性报道是亮点,且多是深度调研稿。稿件在纸刊刊发后,只是完成了编辑工作的一半,后续,编辑部对稿件还会进行二次融合加工。《半月谈》的调查性报道不再受制于纸质载体和出版周期,每篇稿件在编辑审定后,根据《半月谈》新媒体传播矩阵各平台(半月谈微信公众号、半月谈网、半月谈抖音号等)的传播特点,二次加工编排,并灵活安排时间,全天候传播。调查性报道篇幅较长,编辑会在纸刊刊发后做以下工作:一是对长稿进行拆分,碎片化传播。编辑会根据稿件的要点和亮点,从长稿中筛选精彩片段,进行二次提炼,发布在新媒体端口。二是稿件发布时,编辑部会专门为稿件配原创漫画、视频、音频等,在稿件的信息呈现方式上尊重用户观看习惯,并通过修改标题、加粗字体、重新排版等方式,吸引用户阅读,提高点击量。三是重视留言资源,问题持续跟进。编辑部往往会在一篇稿件刊发后,梳理优质留言,发现报道线索,追加“半月谈评论”“半月谈微评”“快评漫谈”等,既实现了与用户的充分互动,也提高了《半月谈》的稿件影响力。

以《昼伏夜出、派人盯梢、地下交易……长江禁渔数年,“猫鼠游戏”仍上演》为例,稿件在纸刊刊发后,在半月谈新媒体端口发布时,就融合视频元素进行了二次加工,特别有记者提供的一手暗访画面和当地执法部门提供的执法画面,在同题稿件中是独一份儿。

做新时代建设性舆论监督

中国记者:什么样的题材适合做调查性报道?半月谈做调查性报道有哪些经验?

赵一鸿:最近一两年,《半月谈》编辑部做了大量调查性报道。报道主题除了生态环境问题,还有基层治理问题、教育改革、网络生态治理等。做调查性报道常常要面临各种压力,如何做到中央满意、群众认可,《半月谈》进行了很多探索、尝试,并取得可观的效果。

《半月谈》一直都有“面向基层”的定位和特色,所以在选择报道重点时,更考虑突出“基层”这一标签。譬如,聚焦以下几个方面:基层干部的痛点、基层治理的难点、基层百姓的堵点,比如《昼伏夜出、派人盯梢、地下交易……长江禁渔数年,“猫鼠游戏”仍上演》这篇稿件,既关系到基层执法部门工作中的问题难点,也关系到部分渔民转产上岸的后续生计、生活情况。

对基层的聚焦,使《半月谈》的调查性报道有的放矢,凸显了内容特色和刊物定位。更为重要的是,持续的报道引发不少分社记者关注,他们或投稿、或报题、或探讨,十分踊跃;许多基层干部及专家也主动找到编辑部,他们或留言、或爆料、或指路,为报道不断拓展和深化提供了巨大帮助。

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例,这是中央高度重视、群众深恶痛绝、基层深受其苦的问题,《半月谈》编辑部紧抓不放、持续监督。所做稿件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如:督察检查方面,刊发了《来督导督查的人比抓落实的还多》《奇葩考核逼出年终迎检乱象》等稿件;问责滥用方面,刊发了《找背锅人易,找负责人难!滥用问责“五座大山”伤了基层干部》《凑数式问责,让基层干部“躺枪”》等稿件;压力“甩锅”方面,刊发了《责任层层甩,基层兜不住》《你能甩责任,我就瞎对付》等稿件;处处留痕方面,刊发了《以痕迹论政绩,“痕迹主义”有点过了》《横幅一拉、姿势一摆、照片一拍就完事?》等稿件……并被《求是》杂志和《人民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等央媒,以及侠客岛、澎湃新闻等知名主流媒体公众号转载。对于这样的报道效果,如果要总结经验,有两点很重要:一是选题取向抓得准,二是围绕焦点持续不断地发声发力。

取向准是基础。抓住基层普遍存在的痛点,对准中央的关切点,这正是半月谈调查性报道的着力处。瞄着这里去抓选题,是这一系列报道有力、有效的基础。

持续不断地发声发力是关键。针对一个领域的问题,半月谈从不同侧面、不同维度发力,形成报道的规模效应,促使话题深度开掘,持续发酵,最终影响舆论。

《半月谈》做调查性报道始终坚持以建设性为根本,追求把党的主张不折不扣地变成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及时反映违背党的主张的各种表现、损害群众利益的各种现象,为中央决策提供真实准确的一手信息,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记者:传统媒体调查报道记者流失严重,《半月谈》依然能坚持刊发大量调查性报道,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

赵一鸿:从编辑部的角度来讲,一是与分社记者建立良好工作关系,通过好的选题策划和后期认真负责的编辑反馈工作,激发记者做调查报道的内生动力。二是敢于担当。对于调查性报道,《半月谈》总编辑叶俊东同志曾这样强调舆论监督的“导向思维”:“在舆论监督上怕惹事、怕出事,实际上是不担当、不作为的一种表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你放弃了本该坚守的阵地。连阵地都没有了,话语权丧失了,还何谈引导舆论、坚持正确的舆论方向?《半月谈》就是要在掌握基层阵地舆论监督话语权的基础上,起到舒缓社会情绪、引导舆情走向朝着服务大局方向发展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半月谈》的报道有时显得“胆子”很大。《半月谈》始终相信,问题不容回避,中央需要知道实情;报道必须符合中央精神,有助于推动问题解决。

 

编  辑  梁益畅

 

责任编辑: 刘志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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