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报道的高与深 ——《贵州贫困县为何竞相“摘帽”》采访手记

2014年末,我采写的一篇调查报道《贵州贫困县为何竞相“摘帽”》,于2015年1月9日在《经济日报》刊发后,被广为转载,影响较好。回想起来,这篇报道之所以能有比较好的反响,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站位要高

记得上大学时,一位老师曾说:“记者要站在总理的角度思考问题,报道才有高度和深度。”

个人认为,《贵州贫困县为何竞相“摘帽”》之所以比较成功,首先是因为选题站位较高。

这篇报道是五年前的,我先讲讲背景。

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和底线目标,明确提出: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之后,经过了7年多的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到2019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已从2012年底的9899万减少到551万,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贫困县从832个减少到52个。预计到2020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任务一定能如期完成。

我们今天看来,脱贫攻坚胜券在握,形势喜人,但在2014年末时,全国减贫任务却更显艰巨。

不妨看看国务院扶贫办发布的减贫数据:2011年-2014年,我国连续4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分别为4329万、2339万、1650万、1232万,减幅呈现逐步下降趋势。

为什么减贫成效越来越“小”呢?这一方面是因为剩余贫困人口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减贫难度越来越大了。剩下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加上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地区,共14个片区。这14个片区有83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基本上都是在偏远大山里,行路难、吃水难、用电难,一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条件都比较差。以前,出台一项政策,一批人都能够脱贫致富,到2014年末时,剩下未脱贫的都是“硬骨头”。

要啃下“硬骨头”,需要中央出台更有力的政策,更需要贫困地方、贫困群众充分发挥脱贫致富的主观积极性。然而,多年来,在基层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怪现象:地方以戴贫困帽为荣,贫困县不愿摘帽。

事情反常必有原因。带着这个问题,我去各地采访时经常私下请教基层领导,后来终于弄明白了缘由。原来,一旦当上贫困县,每年都能获得国家扶持资金,享受众多政策好处。摘掉贫困县帽子,就意味着失去了资金扶持、政策优惠。安于贫困受益多多,脱贫致富徒劳无益,那干嘛要煞费苦心谋发展呢?于是,就出现了贫困县不愿摘贫困帽、富裕县争当贫困县的怪现象。多年来,全国贫困县数目只增不减,国家扶贫负担沉重,大量扶贫资金难以真正用到最急需的地方,问题的根子就在这里。

那么,怎么破解?问题一直装在我的心里,我也一直在思考。2014年末,一位贵州朋友很偶然地告诉我,他老家刚刚主动要求摘掉贫困县的帽子。

真有这种事?!这条信息太有价值了!

我立即联系上贵州省扶贫办,答复是:情况属实。仅2014年,贵州省就有8个县、95个乡主动脱贫摘帽。我又咨询了国务院扶贫办一位领导,她告诉我:贫困退出机制目前还没建立起来,国务院扶贫办正在加紧研究。

我确信:贵州贫困县主动摘帽意义重大,具有重大的挖掘价值。

时值年底,报社正筹划改版,拟自2015年1月起推出“一线调查”栏目,以一个整版的规模深度聚焦一个问题。在与编辑沟通后,我立即深入贵州贫困山区采访。

二、挖掘要深

俗话说,脚板底下出新闻。《贵州贫困县为何竞相“摘帽”》之所以比较成功,还因为采访深入。

12月下旬的贵州,雾气沉沉,潮湿阴冷,我先去省里了解情况。

第一感受是触目惊心。贵州地处西南高原山地,石多田少,山高路难,自古民生艰难,因而,贫困县出奇地多。全省88个县市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就占了50个。

采访中我了解到,早在2011年,贵州省就尝试建立贫困县退出机制,不仅2014年有8个县脱贫摘帽,之前已有22个贫困县主动退出贫困县系列。

其实,贵州与其他地方一样,2011年以前也存在贫困县贪恋贫困帽的问题。据贵州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有关领导讲,贵州贫困人口绝对数、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比重、贫困发生率均居全国第一,农村贫困面最大,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基本公共服务历史欠账多,虽然有经济、地理、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客观原因,但也有“等靠要”、惰性强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还有事业心、责任感、危机感、能动性、执行力不强,以及对扶贫开发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够等主观原因。部分地方不思进取,越扶贫越想保贫。

那为什么后来争摘贫困帽呢?

原来,早在2011年3月,贵州省委、省政府就出台《关于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加快脱贫攻坚步伐进行奖励的意见》,拟定了全省“减贫摘帽”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到2015年,实现3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500个贫困乡“摘帽”,贫困人口比2010年减少一半;到2018年,剩余的2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934个贫困乡全部“摘帽”;2018年至2020年,巩固、提升全省“减贫摘帽”成果,确保在2020年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我当时想,单靠计划和行政命令,肯定不行,于是继续深入挖掘,发现这儿还真是新闻富矿!

贵州的秘诀在于配套措施——“摘帽不摘政策”,并额外给予奖励、扶持。

原有扶持政策保持不变,并且安排到县的财政扶贫资金总量原则上以其前3年常规总量为基数,按10%的增幅逐年递增。额外奖励包括“摘帽奖励”和“减贫奖励”:对实现“摘帽”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从其“摘帽”当年起至2018年,每年给予1000万元扶贫项目资金奖励。属于省定经济强县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摘帽”当年一次性奖励1000万元扶贫项目资金。同上年比,年度减贫人口比例分别达50%、40%和30%的,当年度一次性对应奖励项目资金500万元、400万元和300万元。

采访了省里,情况摸得差不多了。贵州省扶贫办的同志好心建议,贵州山高路远,如果发稿时间排得太紧,可以由他们从基层组织一些材料给我。我婉言谢绝了,说社里要求去一线采访,坚持要去最贫困的边远地区实地调查。其实,我是坚持眼见为实,一定要自己去基层看看才放心。为防止贵州省扶贫办给我推荐最好看的典型,我要求由我指定采访地。我选了贵州省最北边的正安县。

我们午饭后开着车出发,在大山里整整走了4个小时,终于来到正安县。

进入正安县境内时天色已晚,路边一处工地还在忙碌。河谷里,一座座刚浇筑完成的巨型桥墩直插云霄。这是正在施工中的习水至正安县高速公路。当地的同志告诉我,这段高速公路全部修建在落差大的陡坡、峡谷上,因地质条件复杂,沟壑纵横,桥梁、隧洞占总里程比例高达45%,每公里平均造价超过一亿元。

记得我老家修高速公路,每公里花了两三千万元,老百姓都觉得太“天价”了。从修路可看出贵州扶贫的艰难。

正安县是2013年初向上级提出申请,并在2013年底成功通过审核摘掉贫困县帽子的。

在正安县扶贫开发办公室,我看到有一座减贫摘帽攻坚指挥台。说是指挥台,其实只是小会议室一面墙报。墙报上汇总了全县各乡贫困户的详细情况,有针对性地列出了减贫目标、减贫办法、进度要求。据正安县副县长何祖华讲,减贫摘帽任务都分解、细化到人,并按月通报。县统计局、扶贫办将农民人均纯收入统计台账直接延伸到了贫困乡。

主动申请脱贫摘帽,干劲那么足,力度那么大,是有原因的。正安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张涛告诉我,2013年主动摘帽后,上级对正安县的扶持力度非但没有减,而且加大了很多。原有扶贫政策继续享受,每年还可以拿到1000万元的摘帽奖。另外,为帮助巩固减贫成果,2014年省里额外拨了500万元,市里又给了1000万元。

我再去贫困乡。我选了几个乡,花了几天时间,都跑了跑。印象最深的是桴焉乡。来到桴焉乡,副乡长黄志丹告诉我,贫困乡镇提前摘帽的,从摘帽当年起至2018年,安排到乡的财政扶贫资金总量,原则上以10%的增幅逐年递增。

不仅贫困县乡摘帽有奖,基层领导班子也有重奖。正安县扶贫干部告诉我,省里规定:对如期或提前摘帽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乡党政班子,摘帽当年分别一次性奖励项目资金50万元和10万元。

那么,贫困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没有?

这需要进村入户,我每个乡选了一个村,每个村访了三户,都由我随机指定。大山顶上的坪生村给我的印象最深。这里离县城60多里,终年云雾缭绕,盛夏晚上睡觉也要盖薄被,种粮长不好,出门行路难。以前,村民习惯了顶着穷帽子,不少男人30多岁还娶不上媳妇。村党支部书记廖正喜告诉我,2011年省里鼓励减贫摘帽后,全村群众开动脑筋,想出扬长避短、大力发展高山生态茶园和生态避暑度假游的致富路子。短短几年,坪生村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旅游胜地。村民纷纷办起家庭度假旅馆,实现了脱贫致富。36岁的村民张毅,2013年挣了5万元,摘掉了贫困帽。

来正安之前,贵州省扶贫办有关领导对我讲,2011年至2012年原本计划6个国家级贫困县、134个贫困乡镇摘帽,实际上有8个县、194个贫困乡镇摘帽。每年年初,贵州省委、省政府与各市州党委、政府签订年度减贫摘帽目标考评责任书,并有完备的监督制度。省里列出摘帽时间表后,各地纷纷列出了自己的减贫摘帽时间表。基层减贫摘帽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扶贫局面为之一新。

我在基层亲眼目睹,此言不虚。

采访走过的乡村很多,掌握的素材很充足,只能有选择地写。有一位驻村扶贫干部经常自掏腰包,给贫困户买粮油瓜果,每月工资几乎一分不剩。事迹虽然很感人,但我觉得这种做法不能提倡,就没有写。

2015年1月9日,我的长篇调查报道《贵州贫困县为何竞相“摘帽”》在《经济日报》第12版刊发,成为《经济日报》常设的品牌栏目“一线调查”的开山之作。这篇报道及时推出,为我国建立贫困县退出机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案例,因而被广泛转载。贵州的做法被各地广泛学习,此后中央出台的贫困退出机制也大量地借鉴了贵州的做法。

 

编  辑  张  垒

 

责任编辑: 刘志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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