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电商扶贫，贫困县整个生产、加工仓储、包装、物流体系建立起来了，对贫困地区生产布局、农业供给侧改革起到了引导作用

2019年，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实现网络零售额2392.4亿元，2020年这一数额超过3000亿元，同比增长25%

短视频平台快手数据显示，2019年，有超过1900万人从快手平台获得了收入。其中，有500多万人来自国家级贫困县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唐敏  实习生 张苡德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陕西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的电商直播间里，带货主播热情推介村里的木耳。

村村通4G、通公路，光网宽带全覆盖、快递全覆盖，“互联网+”让金米村木耳飞越秦岭，卖遍全国，引领乡亲们大步迈向小康生活。

金米村是个缩影，木耳也只是代表之一。甘肃定西的土豆、江西赣南的脐橙、陕西洛川的苹果、广东梅州的“驮娘柚”、云南西盟山林百花蜜……一大批脱贫地区特色产品插上电商的翅膀，跨越曾经的“穷山恶水”，进入千家万户。

时空变化的背后，是十八大以来，在贫困版图上飞架起的一个个令世界瞩目的超级工程，还有在全国上下掀起的一场场跨越山海的资源大调配：

十八大以来，新改建农村公路208.6万公里，其中贫困地区110万公里，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20.1万公里，贫困地区新增了5.1万个建制村通硬化路。

14个集中连片特困等老少边贫地区累计完成铁路基建投资3.3万亿元，10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

贫困村光纤通达率达到98%；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实现对832个贫困县全覆盖；全国快递乡镇网点覆盖率达到98%，农村快递物流体系加快建立。

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瓶颈打破，脱贫攻坚按下“加速键”，背靠14亿人的大市场，2019年全国贫困县网络零售额达2392亿元，同比增长33%，带动贫困地区500万农民就业增收。

带动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拔节成长。“十三五”期间，脱贫地区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7个百分点。每个脱贫县形成了2～3个特色主导产业。

由电商链接起的上中下游产业共振，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推动技术、资本、产品、服务等资源在贫困地区落地，弥补城乡间“数字鸿沟”，调整优化资源配置，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催化扶贫增收

张加成是甘肃省陇南市礼县的一位农民主播。去年国庆期间礼县苹果迎来丰收，59岁的他和儿子、女儿齐上阵做淘宝主播，直播推介自家种的苹果。老张高兴地表示，一个长假把当年果园十分之一的果子都卖了，“每天从早上五六点忙到晚上十二点，女儿、儿子、儿媳妇换着播，装货的装货，播的播，效果特别好，7天卖掉了5000多斤苹果，直播间粉丝也翻倍了。”

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司长曲天军感慨，曾经陇南交通闭塞，2015年去陇南扶贫考察的时候，光在路上就要花费一天的时间，大量大山深处的特色产品“运不出、卖不掉、价不高”。依托国家电子商务进村综合示范项目，陇南扶贫工作加速开启电商模式。“品牌起来了，市场知名度起来了，物流成本下来了，老百姓的眼界打开了，陇南特色农产品满天飞，早已没有卖难的问题。”

“看到陇南等地的变化，2016年，国家明确提出电商扶贫概念，聚焦于精准贫困，促使电商扶贫与脱贫攻坚进一步融合起来。”曲天军说。

“一店带多户”“一店带一村”“一店带多村”等多种精准电商带贫模式涌现出来。截至2019年，陇南市电商销售额已达43.23亿元，累计销售农副产品200多亿元。

全国537个贫困县先后到陇南学习电商带贫经验。

国家试点探路，各路电商加速涌入这片蓝海。中国邮政推动村级邮乐购站点向贫困地区村级延伸，累计建设邮乐购站点超过53万个，在邮乐网建设国家级贫困县馆875个。

京东自2016年初启动电商精准扶贫计划，目前上线贫困县商品超300万种，实现销售额超1000亿元，带动100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

截至目前，苏宁扶贫专项投入累计超8.5亿元。拼多多以“拼模式”深入农业主产区及“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2019年农副产品成交额1364亿元，同比增长109%。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很多乡村尤其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不畅。电商发挥网络优势，京东第一时间开通全国生鲜产品绿色通道。截至目前，“京心助农”帮助130万款农产品上行，累计销售3亿件农产品，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农业产业带。

2019年，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实现网络零售额2392.4亿元，2020年这一数额超过3000亿元，同比增长25%。

助推产业升级

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地处小米黄金生长带，昼夜温差大，武乡小米素有“金珠不换沁州黄”美誉。“外面商贩两三元就把小米收走，贴上商标能卖十几甚至几十元。”县电商办副主任郝旭东一直在想，“怎么才能让咱乡亲们把利润的大头挣上？”

2015年，武乡县成为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村民郭晋平参加了武乡县岭头村的第一期电商培训班，上课就像听天书。但第一次触网，100斤核桃，就卖出1500元，核桃在当地一斤只能卖5块钱，一下子卖出3倍价让郭晋平铆足了劲上满四期培训班。

核桃只是小试牛刀。在电商带动下，武乡的主导产业小米也身价飙升。

“现在小米价格翻了几番，一斤卖到10元，刨去种地成本和运费，净挣七八元。去年卖了1000多单，收入近10万元。”郭晋平说。

互联网让产品实现了溢价，也激活了基层政府的产业发展思路。公司加农户，统一发种子，统一施有机肥，地头上设监控，以订单生产推动武乡小米的规模化和品牌化。

曲天军说，更大的变化在于，通过电商扶贫，贫困县整个生产、加工仓储、包装、物流体系建立起来了，甚至对贫困地区生产布局、农业供给侧改革起到了引导作用。

鄂西南五峰自治县，是湖北省九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当地特色高山小土豆经过电商平台推广到市场之后，这两年农户种植小土豆的热情增加了很多，种植户的收益也翻了番。

“小小土豆起到了大大的带动作用。”五峰县副县长王文川介绍，当地已发展建设1万亩电商扶贫网货供应基地，举办各种线上线下活动促进贫困户农产品销售。2019年带动1027户贫困户增收503万元。

“网红直播”“田间地头直播”，将原生态产品资源更直接地呈现给消费者。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成为新农资，直播成为新农活，彻底改变了贫困户刀耕火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

赣南脐橙、定西马铃薯、百色芒果、黔西南薏仁米、湄潭茶叶、罗田黑山羊、岳西茭白、平顺中药材……一批曾经待字闺中的“原生态”搭上互联网的快车，在产地认证、质量追溯、冷藏保鲜、分等分级、产品包装、冷链物流等标准化生产加持下，特色产品变身特色产业。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832个贫困县累计建成各类产业基地超过30万个，每个贫困县都形成了2至3个特色鲜明、带贫面广的扶贫主导产业，产业扶贫帮扶政策已覆盖98%以上的贫困户。

激发内生力量

短视频平台快手数据显示，2019年，有超过1900万人从快手平台获得了收入。其中，有500多万人来自国家级贫困县。

开网店、当农民主播、用AI技术养羊、养蜂致富……互联网创造了乡村致富新模式，带动了年轻人回到乡村，用新技术脱贫致富。

数据显示，像张加成这样积极拥抱互联网的新型农民已达到10万人，足迹覆盖全国2000多个县。

武乡县岭头村村民魏宝玉的“田间地头直播”让他的小米销售量提升了不少，他成了村里的“红人”。魏宝玉成功之后开始把自己的模式讲给村民们，曾经的“老魏”变成了村民们信赖的“魏老师”，岭头村也成为山西微商第一村。山西省长治市教育局来岭头村挂职的“第一书记”史小兵说：“电商扶贫的引入，让很多贫困户的精神面貌、素质能力都有所提升，思维变化很大。”

地处鄂西北秦巴山区深处的郧西县，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县。郧西县涧池乡下营村2008年迈上电商之路，当地个别村民通过开淘宝店，将十堰绿松石外销到全国各地。2014年，下营村网络销售绿松石突破3000万元。“电商对我们改变最大的是观念。”下营村党支部书记刘廷洲说，现在村里互联网思维、创业氛围特别浓厚。绿松石资源毕竟有限，村民们看好乡村旅游和民宿经济，把目标瞄向了建设“中国最美淘宝村”。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国家级贫困县网商总数达到306.5万家，形成了一批淘宝村、微商村和直播村。

从种地到“种草”，从收农作物到收流量，“知识短缺”成了贫困户的新近短板。国务院扶贫办2017年出台的《关于促进电商精准扶贫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0年完成1000万人次以上电商知识和技能培训，培养100万名以上农村青年电商高端人才，实现每个贫困村至少有1名电商扶贫高级人才。“当时觉得目标有点高，现在看来保守了，数量已经大大超过。”曲天军说。

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夏学平认为，一批网信企业、社会组织与贫困县达成网络扶贫结对帮扶项目，涵盖农特产品在线销售、远程教育、电商培训等方面，将持续增强贫困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探路数字乡村

曲天军认为，下一步电商扶贫的重点，一是以电商进一步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二是以电商进一步为数字乡村建设探索路径。

如何让电商扶贫的动能变成势能，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

曲天军、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汪向东等多位专家认为：

第一，要破解贫困地区“最后一公里”配送难。据国家邮政局数据，2019年，农村地区仍有74.9%的村没有农村电商配送站点，偏远地区快递资费较贵、二次加价问题突出。部分地区的冷链物流发展滞后，农产品物流环节损耗较高。

第二，当前大部分村级电商服务站点主要依靠政府及社会各方推动资金维持，一些尚未形成良好的自我发展循环机制的贫困地区，“造血”能力不足，短时间内仍离不开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当前农村电商面临的重要问题。

第三，部分贫困地区面临产品单一化、产销碎片化、品牌草根化、市场低端化等困境，农产品产业基础不牢固，农产品质量良莠不齐，消费者投诉“网红”农产品质量差、食品安全无法保证等情况屡见不鲜。产业仍需“强身健体”，避免“政府之手”撤出后形成产业塌陷。

第四，目前农村地区三级电商服务体系已基本建立，但为农产品电商上行服务的内容有待提升。农产品网上营销竞争激烈，大规模宣传推广和品牌塑造成本高，要避免扶贫产业“贫血”，丧失发展后劲。

第五，进一步加强农村电商人才培养，强化政策扶持，让农村涌现更多的电商达人、带货强人、网络红人，出现更多像李子柒、巧妇9妹等有代表性的乡村人物，传播更多乡村的好声音、正能量。

第六，要在电商扶贫取得成果基础上，把成熟的数字应用与乡村治理体系相结合，全面加快数字乡村建设进程。

汪向东认为：“农村电商是数字乡村的基础。下一步无论是做深，以电商倒逼农村产业转型升级，还是做宽，即在电商体系的基础上承接和叠加更多的“互联网+三农”业务，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应推动农村电商生态体系建设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新动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挺进的重要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