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二厚

《十个共产党员》收录了穆青同志与同事合作采写的10篇人物通讯，1996年出版后，在新闻界引起较大反响。20多年过去，新闻技法已经经过多次变革和创新，但其中的不少报道和人物至今还被大家屡屡提及。

今年是穆青同志诞辰100周年。品读这本薄薄的集子，结合在新华社采编一线的实践，我对人物报道有了一些新的感受和体会。

一、写人物，要能摸到人物身上的热度

十个共产党员，大多是已经离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人物。但如果仔细去读，会冷不丁被某个细节、某个故事，甚至某几句话给电到，读着读着，内心会慢慢发热，眼睛会慢慢湿润。拿《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通讯来说，55年过去了，其中的场景依然让人感动、感慨。比如稿件中写风雪之夜，焦裕禄带着县里干部去兰考火车站，这里挤满了出去逃荒的兰考灾民。他沉重地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都能牢记今晚的情景。再有焦裕禄风雪天去许楼村的场景：焦裕禄推开柴门，走进一对无儿无女的贫困户家里，老大爷卧病在床，老大娘眼睛瞎了，他一进屋就坐在床头问寒问饥。老大爷问，你是谁？焦裕禄说：我是你的儿子……

读着这样的文字和细节，感到焦裕禄形象是鲜活的、有温度的。文字对应的是写作者的状态和情绪。写这样的文字时，当时作者的内心一定也是发热、滚烫的。

穆青同志曾这样回忆：写焦裕禄时，他们先住在兰考招待所，常常写着写着，内心激情翻滚，眼泪夺眶而出，写不下去，站起来，激动地在房间里来回转。后来又到开封招待所，也激动得写不下去，只得回北京写。他说，写焦裕禄流泪最多，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感情。“什么叫激情，我的体会是到忘我的程度，你的思想感情都会在人物身上，你即使做一件事，洗脸、吃饭都是下意识的”。他还把这种感受上升到一个“基本经验”：你要使读者动感情，首先记者要动感情。如果记者不动感情，不感动、不激动，或者感情动得不深、不真、不强烈，那就不可能感动读者。

记者“动感情”，并不意味着排斥理性的观察、客观的报道。穆青同志主要是从采访的深入、与采访对象相互认同理解的角度来说的。人是复杂和丰富的，典型人物报道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把人物内心的纯粹美好、人格力量给发掘出来，传播出去，感染、鼓舞更多的人。如果面对这个人物，记者没有激情和冲动去写，也许是这个人不值得写，也许就是采访得还不够深入。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美好的追求总是不会改变，特别是对人性的善、人格的美更是没有“免疫力”。互联网上，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横在路中间，挡住车流，让步履蹒跚的老人过马路，短短几十秒的视频，就能成为爆款。最近，四川理塘的男孩丁真成为网红，大家都被这孩子那种纯净、原生态的美好迷住，大呼：爱了，爱了。我觉得，丁真这种原生态的纯粹确实很美，但如果说动人的话，那些历经生活风雨、历经困难磨折而依然纯粹的心灵更动人，而这种纯粹和心灵的美好，在许多先进典型人物身上都有沉淀。比如老共产党员张富清，从血与火的战场上出来后，几十年深藏功与名，一辈子坚守美好和初心，岁月的沧桑化作云淡风轻，像少林寺的“扫地僧”，把这样的人物内心的美好和热度传播出来，更应该成为互联网的顶流。

二、写人物，尤其是写党员领导干部，要多写他们身上的“群众味道”

十个共产党员，都来自基层，最大的“官”是县委书记。每个人身上都有种泥土味，是长期在基层摸爬滚打，与人民群众干在一起的味道。每篇通讯中，虽然党员是主角，但群众无处不在：对话是和群众对话，干事是和群众一起干，讲的故事里有群众，表达是用群众语言，那种党员和群众融为一体的味道，十分浓厚。

比如写吴吉昌“文革”中被打成黑劳模，挨了上百次批斗，让他去割草。他来到北街大队，看到绿油油的棉苗正在疯长，这是棉花的一种病态，他想提醒又担心自己的身份，一连转了两天，第三天他趁着社员们在大树下休息时鼓起勇气凑过去。人们用同情和关切的眼光看着他，他自言自语地说，棉苗长得不错啊，队长回答：就是挂果少。老汉说，那是因为后期管理没跟上，一位女社员冲口说：吴劳模，您给指点指点。老汉摆摆手说：好妹子，不敢再称劳模了。女社员回答：老大哥，俺们心里明白。

报道郑永和的通讯里，讲到当地修水库缺石料，但全县只有很少人会石匠活。郑永和就背着锤头来到工地，把干部叫到一起说，有太行山就有石匠，群众可以当石匠，干部为啥不能，他号召干部跟石匠师傅学艺。20多天后，一场别开生面的干部考石匠比赛开始了，赶来观赛的群众把山坡上的考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最后经评议，20多位干部，只有两位不合格，县委书记郑永和考了第三名，消息传开，群众学石匠的浪潮涌遍全县，许多群众举起铁锤自豪地说，俺跟郑书记是师兄师弟。

读到这里，感觉到干群关系真是水乳交融。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法宝，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最关键的能力之一，就是群众工作能力。凡是能成为典型的干部，都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带领群众一起干的高手。群众味道越浓的干部，越有感染力和震撼力，报道中要有意识地多挖掘和表现这样的细节。

三、人物报道的鼓槌，要敲在时代绷得最紧的那根弦上，才能发出更大的共鸣和回响

十个共产党员，都是正面典型报道。但如果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去看报道的切入角度、主题提炼，会发现不少报道也是热点报道。焦裕禄这篇通讯，开篇就写灾荒景象：“横贯兰考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在当时，公开报道中这样敞开写灾荒，需要勇气和突破。据穆青、冯健、周原同志回忆，写这篇通讯时有人提出要不要淡化自然灾害，他们认为，必须要具体地描写自然灾害的情景，如果不写，就体现不出焦裕禄带领群众战胜困难，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典型性格，看不到灾情，焦裕禄就成了唐吉诃德大战风车。所以焦裕禄这篇通讯就是直面当时的时代课题——困难时期如何提升信心，带领群众和灾难、贫穷斗争，改变面貌的问题。吴吉昌这个人物更是如此，报道在结尾处这样写：“历史揭开新的一页，像吴吉昌这样的遭遇，连同产生它的时代背景，都一去不复返了。”这其实就是否定“文革”。如果我们看看稿子的发表日期，就能体会到这一说法的“大胆”：1978年3月16日，那个时候不少人对文革还讳莫如深。可是当时社会的关注点、人民群众的情绪爆发点已经汇聚起来了。正因为这篇通讯直面当时最大焦点问题，才能引起强烈的共鸣。

十个共产党员里的每个人物，既有共产党员坚守初心的永恒价值，也是直面那个时代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亟需解决的最大时代考题。比如赵占奎这篇通讯，直面的是延安时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问题；王进喜，直面的是当时中国发展缺油少气的瓶颈问题；改革大潮中的老支书闫建章，直面的是如何既带领群众站起来又带领群众富起来的问题；而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党员干部受尽苦难和折磨，依然不屈不挠，充满了震撼人心的悲壮感。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担任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范敬宜同志认为，十个共产党员不仅有初心坚守，还有屈原那样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特质，有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味道。

这本通讯集，既是那一代优秀共产党员的奋斗史，也是在苦难中抗争、为人民为时代担当的心灵史。其实，很多有影响力的人物报道，无不是既有很好的人物刻画，又在回答时代的考题。比如黄大年的报道，就是新华社社长、总编辑何平同志点题的。何平同志在看材料时，看到其中一个细节：黄大年的回国，让某国军舰倒退了100海里。当前，解决科技“卡脖子”课题迫切，这篇报道无疑号准了时代的脉搏。

人物报道，还是要紧扣时代的脉搏，善于从大局、从党中央的重大部署、重大工作推进中去发掘典型人物。比如，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今年工作时提出要解决好种源卡脖子和耕地保护问题。中央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对一粒种子进行工作部署，十分罕见。我们能不能围绕种子，发掘一批典型人物呢？现在有很多活跃在田间地头的农业专家、种子专家，几十年如一日的埋头钻研，袁隆平不用说了，家喻户晓，还有搞小麦育种的，搞蔬菜种子的，搞动物育种的，有一大批人，把他们攻关的故事挖掘出来，一定会有影响力。

四、重大典型人物报道，要有“长周期”经营思维

人物报道是新闻报道，但不是动态新闻。人是复杂的，涉及个性、气质、成长阶段，写好人物，确实需要下“慢工夫”。

翻开《十个共产党员》这本书，里面的人物，采访写作跨度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甚至是半个世纪。《情系人民》中的郑永和，和穆青相识20多年，先后见面、深入采访了6次，才写成报道。这些人物都在他心里长期酝酿，百转千回，像陈年的老酒，一开封，就自然异香扑鼻。像郑永和这篇通讯，穆青就选取了和他四次见面、四次聊天的情景，娓娓道来。比如其中一段这样写：有一次，我们坐在山坡上小憩，郑永和对我说，老百姓曾这样批评我们干部“过去在一起逃荒要饭，一起打日本打老蒋，提着脑袋闹革命。现在胜利了，你们坐上小汽车了，我们山区还是肩挑人抬，连个小推车都进不了山。难道毛主席共产党就光解放你们吗”，他说，他听了这话非常痛心，有生之年，绝不会忘记。

这样的细节，朴实震撼，看似信手拈来，但绝对不是蜻蜓点水式采访能获得的，必须要交心再交心。这就是长期的积累和沉淀的结果。

当然，现在报道节奏很快，不能机械地比照。但应该有这样的意识，适当拉长周期，尽可能多深入采访。不少新华社的分社都在探索有效做法，建立典型人物的数据库，记者采访发现有特点、有意思的人物，先放到库里，有意识地进行跟踪关注，不断地更新细节、故事，觉得相对成熟了，再拿出来精心打磨。

新华社人才辈出，涌现了一代代人物报道高手，创造了一座座高峰。我们站在巨人的肩上，又适逢新时代，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跨越，在这个历史性跨越中，各行各业可谓英雄辈出、百舸争流。“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当此之际，写风流人物，也看今朝。（作者系新华社总编室副主任）

编 辑  梁益畅